材料 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农业改革。罗斯福批准公布了《农业经济调整法》，成立农业调整署，实行有储“休耕”，提高农产品价格。但是补助大多进了大地主的腰包，佃农几乎没有获得补助。获得资助的农场主采用机械干活，失业的佃农涌入城镇。沙尘暴严重的地区许多家庭得到了政府的直接救济。除此之外，联邦政府还提供了其他援助，包括提供粮食和种苗货款等。农业调整署向小麦种植户提供几百万美元的补助，鼓励改种其他作物，比如用能使土壤增肥的高粱代替导致土地贫瘠的小麦。联邦政府还出台了长期政策，旨在改变土地的使用方法，遏制水土流失，恢复草原植被。
——摘编自约翰·马克·法拉格等著《合众存异：美国人的历史》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1930年5月，美国通过《霍莱一斯姆特法》，对890种商品提高进口税率，各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平均提高约40%。这一法令的实施，遭到33个国家的抗议，引发了30年代的关税战。到1931年底，先后有25个国家采取报复措施，进口税率比1929年提高60）——100%。法令颁布后，中美贸易也大受影响。美国作为中国蛋类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1933年蛋突输美值不到1926年的10%。
——摘编自《20世纪世界史》
材料二 1980年美国政府出于维护中美战略合作的需要，倾向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扩大双边共同利.但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中美关系陷入低潮，这大大影响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随后几年美国政府和国会又把中美相互给予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又借口武器扩散、中国台湾、西藏等问题，多次阻挠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使原本姚粹的经济和贸易互利互惠问题演变成了两国间的政治问题。在贸易往来中，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在美国由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因素而无法生产或者不再生产的一般商品，中国也从美国获得了国内尚无足够替代能力的资本。但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来看，双方悬殊较大，如2003年中国贸易额仅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而美国则为14%。在双边贸易的份额方面中国对美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5%，而美国对华进出口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2.5%。另外，在中美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香港回归前，中美之间通过香港转口的贸易额一直较大，香港姑终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当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此起彼伏。而且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的摩擦也中前期的产品限额、知识产权等微观经济摩擦逐渐走向后期的入世和执行入世协议问题贸晶不平衡问题、人民币利率问题等宏观经济摩擦。
——摘编自何薇《论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国会通过《霍莱一斯姆特法》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美贸易的特点。
（3）面对2017年以来中美不向断的贸易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材料一：中国封建统治者较早就尝试建立中枢决策的牵制机制。汉武帝时期，不定期运用宗亲、外戚参与中枢政要，外廷之丞相等重臣受内官压制，往往“大政定方始知”。唐初三省之长均为正一品宰相，唐太宗时以二品官“参知政事”牵制相权，唐高宗以后三品、四品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中枢政要。有时宰相达20多人。明宣宗时，内阁大学士互不统属，可对各类奏章提出处理意见，即各书“票拟”以待秉承太监代皇帝“批红”。雍正时期的军机处，如同国家紧急事务办公室，来自各部门、各品级的官员充任“军机上行走”，如走马灯似地轮流值班，上传下达，照章办事。
——摘编自陆杰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面对经济危机，上任伊始的罗斯福先后向国会提出数十个法案，引起了最高法院的强烈不满，频频以“违宪”要求罗斯福撤回提案。但奇特的是，拥有立法权的国会并未弹劾总统，而是巧妙地成立特别委员会，在配合法案实施的同时牵制总统权力。如《紧急银行法案》授权总统可关停私营银行，参议院迅速成立“金融银行委员会”，负责召开被整顿银行的听证会，听取业主的申诉，判别其重新开业的可能。《联邦紧急救济法》的实施需耗资30亿美元，参众两院相应成立了3个委员会进行数十次听证，保障了法案的实效性。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国会共成立各类委员会50多个，有效发挥了“国会决策中枢”的功能，为美国渡过难关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魏汝明《浅析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中枢决策牵制机制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国会并未弹劾总统的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美两国不同历史时期牵制制度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