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7世纪的英国，大力倡导宽容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翰·洛克。洛克不仅由于反对君权神授、捍卫自然权利和开创三权分立理论而成为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奠基人。而且也以提倡宗教宽容而确定了英国启蒙思想的基调。1685年，洛克在一封长信中说：“任何私人都无权因为他人属于另一教会或另一宗教以任何方式危害其公民权利的享受。他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一切权利以及作为一个公民而享有的公民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不得对他使用暴力或予以伤害。”

——摘编自赵林《宽容·启蒙·革命》

材料二   从1640年革命初期到1688年“光荣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先是国王对议会采取不合作策略；继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互不妥协；再后是议会妥协过渡，君主专制复辟，博弈过程总是以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而结束的。最后在“光荣革命”中，国王、辉格党、托利党以及两党内部各派，对各方利益要求理性地加以综合权衡，并在关键时刻和问题上适时地作出必要而适度的让步，终于取得了理想的正和博弈效果，完成了建立现代宪政的历史伟业。

——摘编自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

材料一   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制裁的……凡是脱离自然状态而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必须被认为他们把为联合成共同体这一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权力都交给这个共同体的大多数，除非他们明白地议定交给大于大多数的任何人数……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一切权力都是必须处于从属地位的……由于那些一时和在短期内制定的法律，具有经常持续的效力，并且需要经常加以执行和注意，因此团体就需要有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所以立法权与执行权往往是分立的……这种对外权行使得适当与否，对于国家虽有重大影响，但是比起执行权来，远不能为早先规定的、经常有效的明文法所指导，所以有必要由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们凭他们的深谋远虑，为了公共福利来行使这种权力。

——摘编自[英]洛克《政府论（下篇）》

材料二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赖以建立的前提具有广泛得多的适用性和包容性，它主要关心的不是三权或者四权分立，而是为权力制定界限，与其说孟德斯鸠的理论是“三权分立”的学说，倒不如说它是权力制衡的学说。至少，孟德斯鸠对于近代政治理论最持久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后一方面。

——摘编自梁治平《法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