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希腊打败波斯后，集最优秀的建筑师和雕刻师，兴建了雅典卫城。其以神庙为中心集合大量公共活动场所，是古希腊最具代表的建筑群。古希腊柱式在卫城中广泛应用，柱式具有人体的隐喻，其形态比例来源于完美的人体。多立克柱式仿男体，古朴、庄重、雄厚；爱奥尼柱式仿女体，秀美华丽。卫城中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满足了民众举行大型活动的需要，丰富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

——据高祥生《西方的古典建筑》等

材料二   佛罗伦萨大教堂建造完成被视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开端，其采用了天主教所不能容忍的穹顶。设计师布鲁内莱斯留学罗马又走访东方后设计了此穹顶，并发展了罗马的拱券技术、哥特的骨架结构、伊斯兰的叠涩，创新的脚手架施工技术等，集中展示了当时建筑的结构技术和施工方法。文艺复兴鼎盛时期，设计师们往往利用狭长的走道或者柱廊，或者是破坏均衡等方法来设计图纸，从而使建筑物有一种感动人心的效果。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越来越从人的角度对建筑与环境、人与世界进行思考与定位。文艺复兴晚期，世俗建筑变得更多，建筑风格更加倾向于对称构图和华丽，喜好富丽装饰和雕刻。

——据黎汇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特点的演变探索》等

材料一：韩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战国后期，韩国积贫积弱，韩非上书韩王，希望改变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以法治国”是韩非思想的核心，他提出了“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这对当时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影响；除了制订法律外，韩非主张以法为教，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使整个社会形成法律风气。韩非之学其最高理想是“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韩非形成了以进化的历史观为基础的，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为奋斗目标的完整思想体系。韩非“以法为本”的主张成为当时主流思想，各国君臣竞相研究《韩子》。在其指引下，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摘编自《法治文化〈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

材料二：17－18世纪，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急剧没落；18世纪后期，法国工业革命逐渐展开，进步的资产阶级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进攻。这给孟德斯鸠提出了反封建反暴政的思想主题。针对法国政弊，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其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地阐释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原则。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属于议会，它代表国家意志，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执行国家意志，由君主行使；司法权由人民选出的人员组成的法院行使。孟德斯鸠强调三权不仅要分立更要相互制衡，突出法治原则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其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但其开出的解救社会的药方不过是阶级分权和分工。

——摘编自《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世俗王权的权威性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解放”与“混乱”之后，国家权威、国王的权力在欧洲人看来格外重要，人们普遍接受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产生了“王权崇拜”观念。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约号题研究）

材料二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以人生和人心为写照的，强调关注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当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不关注个性的培养，而强调人是家族的一员，且有浓重的“成员”意识。因此，中国传统人学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这也强化了内圣之学、道德修养和伦常思想。而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更强调人与环境中的人的作用，以求在竞争中实现自我，所以，西方人本主义更重视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摘编自王寒松（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

材料一   拜占庭帝国兴起之初即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层层控制着包括教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教、俗两大主流文化在拜占庭帝国不是作为对立物存在的，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拜占庭文化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尚古倾向，兴建的“新罗马”城无论从整体规划、具体建筑样式，还是内外装修、建筑材料都模仿古典希腊罗马建筑。同时，拜占庭文化还兼收西亚、远东民族文化营养融合在自身之中，以满足新的需求和弥补自身的不足。在4世纪到15世纪的千余年期间，拜占庭文化一直是该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之一。

——摘编自陈志强《拜占庭文化的特征》

材料二   纵观拜占庭历史，其文化科学受到历史的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使人们更乐于因循传统而不思进取；国家和教会对人们思想和文化活动的干预性太强，皇室成员虽积极参与拜占庭文学和史学创作活动，但这种参与却一向以“罗马地中海世界一统”的正统思想为基础，着力于恢复“往日的”辉煌和中央帝国的强大，并不十分鼓励人们的创造性。因此，真正使古代典籍重获新时代的生命力的，还是那些属于文艺复兴新时代的意大利人而不是古代希腊人，也不是那些已经习惯于僵化教条思维模式的拜占庭人。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