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智者学派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凡事让我（具体的我）满意的，就是正确的；由于每个人具体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善。事实上并非如此，必定存在着判断人们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原则，这个标准或原则也即是善。那么，善到底是什么？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最高的“善”，他所谓的“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来理解苏格拉底的美德。……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中心观点就包含在“知识即美德”这一公式之中。

——摘自张利涛《苏格拉底与优素甫“知识即美德”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二　　英国宗教改革是一场激进的神学教义革命，在中世纪天主教一统天下到近代早期天主教与新教并存的文化转型中，有关信仰矛盾的不断激化挑战了君主统治的权威，因此宗教信仰并存问题成为亨利八世之后的英国君主重点调和的对象。英国内战、“光荣革命”无不体现着信仰的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信仰自由依靠政教分离得以实现，真正促成了公民时代的到来，政教分离因而被称为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原则。

——摘编自刘城《20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史学》

材料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其所向往的人性的追求，摒弃了宗教教条，将价值取向由“神”转向“人”，但它缺乏“科学”的基础，仍然无法摆脱“神”的羁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对科学知识的张扬，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日后转化为一场旨在充分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运动。

——马龙闪《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自私”“自利”是“有生之初”人的本性，指责君主以个人的“大私”“大利”侵吞“天下之人”的“自私”“自利”。他反对“臣唯君命是从”，主张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强调“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

卢梭认为专制制度带给人民的是一种灾难。他指出“人们共同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每个人都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摘编自赵子平《＜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西方封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教权是精神权力。还有，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一   沙龙兴起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当时指的是装扮艺术品的房间。16世纪末传入法国，最初指的是卢佛尔宫的画廊，后逐渐演变为聊天、玩纸牌和谈论文学与艺术的一种场所。17世纪初，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沙龙开始出现，这就是德.朗布依埃夫人的蓝色沙龙。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沙龙的话题由文学艺术转变为政治性的话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罗兰夫人的沙龙，这个沙龙被誉为“吉伦特派的灵魂”。18世纪时，沙龙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兴起了众多各式各样的沙龙，遍布巴黎的各个角落，诸如乔芙林夫人的哲学沙龙、莱斯比纳丝小姐的百科全书派沙龙以及内克夫人的政治沙龙等。沙龙已经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推动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新力量。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时，沙龙走向衰落。

——摘编自李国强《启蒙时代：法国沙龙的作用》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北平一批有留洋经历的知识分子圈是最早流行中国式沙龙的起源地。梁思成与林徽因家的“星期六聚会”，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沙龙，此沙龙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人士，所涉及的话题既有社会广度，又有学术理论深度。同样闻名的还有朱光潜家的读诗会，此沙龙主要涉及文学领域，它对我国30年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与此同时，还有一班生于国难忧患，经历了西方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理想，以一种属于他们的方式，试图通过模仿建立一种文化模式，用以大众的文艺普及与教育，从而达到提高社会整体文艺素质的目的，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和邵洵美的金屋书店。

——摘编自曹丹丹《法国沙龙文化在中国的引入与融合》

材料一   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超出了旧的经济制度所能够承载的范围；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新式出版机构与介绍西方知识的图书增多。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仅靠教化的作用和世道人心的固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洋务派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采取的解决之道，客观上越来越背离儒家的治国之道，虽说洋务派非有意为之，但它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传统的一元文化模式逐渐解体。

——摘编自齐艳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研究》

材料二 王守仁是弘治时进士，历官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受封为新建伯，谥文成，从祀孔庙。他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面对社会危机，深感于“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已到了“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所以决心要寻求一种能使天下事势“起死回生”的良方。他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只作为饵名钓誉之阶，无补于社稷安危。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统治学说，提出与朱熹理学相对立的主观唯心论的理论，著成《传习录》《大学问》。继承和发挥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人心，是人心发生的意念活动的结果，没有心就没有客观事物，所以心是宇宙的本体，是第一位的，从而形成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和心学体系。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三   路德是神学博士，威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威滕贝格修道院院长。1510年，他带着虔诚的心情朝拜罗马城，看到的事实却是一片腐败。他痛感个人无力无助，再研读《圣经》，发现保罗的训诫有“义人必因信得生”；《福音书》中说，耶稣基督之死已经代替人类在上帝面前赎罪，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还有基督教义的平等精神。他顿觉彻悟，认为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罗马教廷的一整套制度和神学理论已经背离了基督教教义。此后他开始倡导“因信称义”，认为信仰的本质是内心活动，而不在于形式和行为，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可以通过《圣经》直接和上帝对话，不用神父做中介。这就否定了教会的权威。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   路德适应时代的需要，系统地提出了以“唯信得救”为基础的宗教改革思想，强调人人均可阅读、思考、理解与解释《圣经》。路德还主张依靠德国的皇帝、诸侯贵族，使用暴力将罗马教廷的政治、经济势力拒于国土之外，以实现君权独立、司法独立、教会独立，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德意志各爱国阶级与阶层，把独立运动大步向前推进。由于对诸侯的依赖，他在国内问题上有所让步和妥协，但在反对罗马教廷，争取民族完全独立方面，他强硬声明说：“我坚持这一学说，绝无改变！”在农民战争失败后，路德全力投入《圣经>的译注工作，以及制定路德宗的教规与信条，使德意志大部分地区摆脱了教皇的控制，确立了新教信仰，第一个成功地建立了改革派教会。路德教也传播到广大的西欧地区，对法国、尼德兰、瑞士、英国等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摘编自于可《关于马丁·路德评价的几个问题——纪念马丁·路德诞生五百周年》

材料一   马尼拉大帆船是一种木制帆船，一般载重量在几百吨到一二千吨左右。它是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航行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货运船只。由于马尼拉大帆船的货物主要来源于中国，以当时风靡全球的中国生丝与丝绸为主，因此墨西哥人直接把马尼拉大帆船叫做“中国船”。这条特殊的海上流通路线被称为“大帆船贸易”，形成了跨太平洋的丝、银对流，巨额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1571~1821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4亿比索，其中一半流入中国。大帆船贸易也促使原产美洲的玉米、西红柿、花生、向日葵、马铃薯等农作物传入中国。勤劳的中国人也通过大帆船贸易远渡重洋，为美洲带来了生产技术和中国文化。

——摘编自韩晗《试析16—19世纪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及其对拉丁美洲与中国影响》

材料二   17～18世纪，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流传和宣扬，成为伏尔泰等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和政治大一统的思想，更是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反对欧洲王权所追求的社会楷模。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   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中世纪，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主要在基督教话语体系和封建贵族的统治上层发挥作用。由但丁等人发起的“俗语运动”强调语言的可感性、可说性，可听性，语言从生活中收集并提炼，并以此将主体带入新的道德世界。……“俗语运动”让语言从中世纪的神学话语“下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将语言与人真正连接起来，使人能够在语言的帮助下掌握自身。语言成为人们摆脱属地控制的有效工具，并由此形成了广大的社群与社会。“俗语运动”对当时的西欧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政府法律文件、公共标语、城市雕塑等逐渐被俗语取代，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

——摘编自徐艳东《自由、尊严与主体权利》

材料二   胡适、陈独秀发动的文学革命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以白话为工具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并提出“为立国而造人”的口号。在文学革命推动下，各地文坛纷纷创办白话文刊物。1920年，教育部颁布政令，承认白话为“国语”，学校采用白话文教材，北京各区政府和社会团体还办有半日学校、识宇班等教育机构。这场“阅读革命”把民间文化思想和词汇带进贵族文学里，使传统社会的权威基础得以动摇，把以文言文为工具的精英文化改造为白话文为工具的大众文化。从1920年初开始，“改造国民性”、“主体性和唤醒”成为文学革命的新口号。

——摘编自逢增玉《对文学与人的改造与设计的思想及其历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