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只限于社会上的少数英才——学者、文人和艺术家的活动，但是它所宣扬的思想不啻是向长期以来在基督教神学笼罩下陷于沉闷窒息的西欧社会送来的一股清新的气息，把绝大部分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从中世纪的昏睡中唤醒过来。他们怀着一种复古的心情去挖掘古代遗产，力图恢复古典文化艺术，使之“再生”。文艺复兴并非对于古典文化的“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材料二   这些思想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的自由发挥作用不得干涉……在宗教方面，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在政治方面，卢梭在其著作中说，“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融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欧洲的启蒙时代，是伟大人物辈出的时代，他们既是旧传统的批判者，也是新制度的设计者……他们的著作的确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热爱思考和正义的人们。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一   1337年—1453年，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唤醒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感情，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意识觉醒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4世纪开始，西欧各国出现了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浪潮，用英语翻译的《圣经》奠定了英国民族语言的基础。恩格斯说：“语族一旦划分……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14世纪末，欧洲的封建体制向近代政府体制过渡，民族国家化（“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化为“国家”的政治形态）的进程启动了。在这些新型国家中，君主是国家权力的金字塔顶，“君主的利益不再只与贵族的利益相吻合，而是扩展到与全民的利益相吻合”。随着民族国家兴起，从前那种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情况发生变化。中世纪文明那种孤立性、分散性的特点，开始朝全国性、统一性、以及以公利和公权为主的方向演变。

——据李肇忠《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材料二   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中国这个总体上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苦战8年，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据《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材料一   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防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自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明太祖论》

材料二   在1338年的佛罗伦萨9万人口中，约有8000—10000名男女学童在“俗语学校”就读。这些儿童在识字教育后，大部分男孩开始学习商业算术……此类教育很适合意大利城市商业社会的需要，实用和职业性是其显著特色。……少部分学生进入“拉丁学校”学习。15世纪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发展，拉丁学校教育内容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文主义者把他们的理想贯彻到教育实践中。……人文主义教育是一种世俗教育，教育目的不在于增加人们的宗教知识，而是注重培养育人的语言、社交能力和品德。人文主义教育是“自由教育”，而非职业教育，它的首要目标不在于传授某种技能，而是促成人心智之完善和潜能的发挥。人文主义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真正能享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是那些君主、显贵和富裕市民的子女。

——《欧洲文艺复兴史》

材料一   黄宗羲在继承先秦思想的基础上，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指出凡为一家一姓而立之法是一家之法，只有为“天下之利”而设的法才称得上是治法，主张以“天下之法”来取代“一家之法”。在此前提下，黄宗羲明确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强调“治法”对于“治人”的优先性。他对理想的治法做了具体的设想，试图用设宰相、建学校、恢复方镇等制度的力量来治理国家，勾画了一幅制约君权的蓝图，从而使其认识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黄宗羲重于对封建时代政治过程的批判而疏于制度层面的反省，他并没有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这就使得其“治法”设想最终仍然滑向对治人的期待，这不能不说是其思想的一大遗憾。

——摘编自允春喜《在“治法”与“治人”之间---黄宗羲思想研究》

材料二   孟德斯鸠把法视为事物内在规律的体现，完全抛开了神权和特权，他明确提出“一切存在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上帝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人类也有自己的法，立法的基础就是人的理性。既然人类的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那它的本质就应该是维护人的权利和保障人的政治自由，但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他认为“法的精神”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中，其中特别强调“法律应该同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因此孟德斯鸠从法治和民主、自由、平等相联系的角度称颂共和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并为资产阶级治国需要提供了更切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构想和方案，明确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学说，这是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的杰出贡献。

——摘编自魏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资产阶级法治思想》等

材料一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中国有孔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摘编自【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材料二   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间文化交流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就中国方面而言，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

——摘编自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材料一   一种自觉的精神，已终于在宋代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得他们应该起来就担负天下的重任。……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度度谨度，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热的意味。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破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事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顾炎武《亭林文集》

材料三   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认为，对于基督徒而言，结婚建立商务关系和从事公共事物都是十分荣耀的，他们为那些拒绝修道院生活推崇在社会中积极生活的人进行了勇敢的辩护，于是，人文学者的道德思想代表了一种试图使基督教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日益发展的城市和商业社会相适应的努力。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通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