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一 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古希腊时期的世界史记载的地理范围大体包括以希腊为中心的地中海地区、多瑙河流域、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致就是当时的希腊已知世界的历史。古代罗马的世界史则以罗马为中心，涉及地中海周边。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历史。

材料二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风教道义》，不仅突破了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了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画出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向来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他认为史学应当从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向来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称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稿》

材料一   行王道，是孟子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孟子推崇王道、贬抑霸道，认为霸道是王道的倒退。商汤、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得天下，百姓心悦诚服，而武力称霸天下则需要付出极高的治理成本。行王道之所以能治天下，源于人性本善，人有“四端”，便可以保全四体、宗庙、社稷乃至天下。孟子的王道思想最先关注也最为重视的是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政者应尊重自然，保证小民的生产时间，才能使民“有恒产”。在孟子眼中，社稷是依民而立、为民而立，先有民后有君王，当政者必须知民之忧乐并选贤任能，才能实行和落实王道。政治是靠法度约束百姓外在的行为，而教育则依靠道德教化，改变百姓内心，与孔子的“导之以政、导之以德”异曲同工。

材料二   在柏拉图看来，道德是政治的目的和手段。最理想、最完美的城邦就是实现了正义原则，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国家。理想国下，没有私有财产和家庭，小家的消失之后则是融为一体的“大家”，这样才能避免城邦的衰落。理想国中，分别按照理智、意志和情欲而派生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德，分为哲学王、军人和劳动者，但其中有能力担任统治者的，应当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并最有智慧的哲学王。哲学王的统治手段主要是教育，这继承了其老师苏格拉底的理念。晚年的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承认了其理想政治的失败，强调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摘编自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等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材料一   13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黑死病。这场瘟疫断断续续在1349年结束，但是很快接连发生了几次同样的瘟疫。瘟疫中，欧洲近三分之一甚至半数的人口死亡。经历黑死病的洗礼，医学开始走向职业化，外科和外科医生兴起，医院由主要隔离变为用于治疗，出现了专门对付瘟疫的医生。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欧洲旧的传统思维和思想秩序也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为更加现实的思考留出空间，成长出了理性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至科学的萌芽，从中我们已经能够真切地看到文艺复兴的影子。

——摘编复古赵立行著《世界文明史讲稿》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人口和动物的迁移导致了传染病大流行。由于土著人对外来的传染病缺之免疫力，天花、麻疹、流感、霍乱等病传播到美洲和大洋洲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从1518年到1600年，美洲有记载的传染病大爆发就有17次，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仅墨西哥一地在1519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内，印第安人就从2500万锐减至75万。据估计，近代早期300年间，美洲和大洋洲有一亿人死于传染病。

——摘编自徐蓝主编《世界近现代史1500-2007》

材料一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其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既是对周公“保民”思想的继承发展，又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以民为本”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主张民为国本、立君为民和政在养民；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主张深深地影响着历代统治者，使民为国本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就其实质而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底层老百姓的处境，为人民争取了利益，迫使统治阶级不敢过分剥削人民。其理论的深刻性和实践的高效性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即使今天，先秦民本思维、政治主张仍展现出其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党提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当代，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精华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了动力。

——摘编自《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比较研究》

材料二   人本主义是西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源于古希腊，兴起于文艺复兴，在启蒙运动时发展为政治上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反对神本论，肯定人的价值、尊严，提倡人们对现世生活的追求和享受；它反对特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提倡个性解放，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它反对将人格集体化、模式化，注重个性多元化。在历史上，这些思想推动了社会民主、法治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极大改善了人们生活。由于历史局限，人本义在探讨人性的时候，并没有将人视为现实社会中的人，而是将人视为超时代、超社会的抽象人，并根据抽象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原则去理解和说明现实社会中的人，这致使它对人性的理解只是一种抽象理解，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必然导致对人性的认识陷入唯心史观的困境，也必然解释不了人。

——摘编自《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比较研究》

材料一   汤显祖（1550-1616）生活在明朝晚期。少年时代的汤显祖深受儒道思想影响，“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1583年汤显祖中进士，1591年因抨击朝政，被贬浙江遂昌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汤显祖的剧作多作于为官闲暇时间，1598年完成杰作《牡丹亭》后，终因触怒权贵而愤然辞官，回到故乡江西临川。汤显祖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以戏曲成就为最。《牡丹亭》与《紫钗记》歌颂爱情，是儿女风情戏，《南柯记》与《邯郸记》针砭时弊，为社会风情剧，四剧皆有梦境，合称“临川四梦”。市井百姓、文人学者无不赞其“技出天纵、匪由人造。”“《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

——摘编自徐朔方《汤显祖年谱》

材料二   莎士比亚（1564-1616）出生于英国中部的市民家庭，为谋生步入剧坛。作为职业戏剧创作者，莎士比亚戏剧深受古希腊戏剧理论和文艺复兴作品影响。他一生与戏剧、剧团、剧场密不可分，一共完成了37部剧作，以独特的方式在舞台再现了新兴市民阶级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观。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民族自信空前高涨，为了使剧本剧情更加贴近16世纪的英格兰市民社会，莎士比亚努力摆脱古典戏剧的束缚，自由剪裁拼合人物，插入各种细节，比如苏格兰的五步舞，下半身套着灯笼裤的德国人。莎士比亚在贵族与平民、古典传统与现代民众等方面找到了新的平衡，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

——摘编自李伟民《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