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但是智者学派所做的工作是人类历史上致力于社会分析的最初尝试，具有理性认识的新意。智者开始了用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有益尝试，并从自己的新方法中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由于他们成功地把人的视线从天上拉回人本身，希腊才完成了自黑暗以来的第一次启蒙。

——杨冬梅《智者运动的实质及时代精神》

材料二   西塞罗是罗马伟大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他深受斯多亚哲学家观点的影响。像斯多亚哲学家一样，他倾向于确定自然和自然理性，并设想理性是宇宙的主宰力量。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材料一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重要影响。伏尔泰指出中 国历史开始于基督教真主创世前一千余年；启蒙思想家们还发现，中国无宗教压迫，在辽阔的国土 上却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魁奈认为中国史籍不局限于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 而是广泛地记述社会各阶层的活动，诸如文人、学子、游侠、商贾等。受此影响，伏尔泰说：“我 希望写下人民的历史。”伏尔泰则指出中国文人的信仰令人赞叹，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 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魁奈对中国的皇帝极为赞颂，认为帝尧一生为民谋福，除百姓的利益外， 别无其它考虑。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材料二     卢梭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8 年，上海同文书局出版了日本学者中 江笃介汉译《民约译解》，初步介绍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反专制暴政，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 的思想。秋瑾、邹容、柳亚子等人在卢梭思想的鼓舞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文 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受到卢梭教育思想的熏陶，他“曾把卢梭主张的自由、平 等、博爱的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我国维新教育的目标，重视发展个性，崇尚自然启发，增设美育及提 倡女子教育。”改革开放后，中国文人思想家们翻译了卢梭所有作品，并对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作 了新的思考，提出了新的观点。

——摘编自李巍《浅析百年来卢梭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给每一个人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一切已有的价值规范和秩序将被重新估价和重新建构。这确乎是西方社会转向现代建构起“现代性”道德价值观念体系的基本出发点。使人们有可能逐步意识、认同、接受乃至维护和坚持诸如自由与平等、人权与人道，个人与社会、自然法与国家民主（法制）政治……等全新的“现代性”政治和“现代性”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念。启蒙的道德意义在于摆脱中世纪神学的信仰伦理传统，在于创造和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秩序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体系。

——摘编自万俊人《西方“现代性”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之建立论纲》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运动，是在面对过去、反叛过去的激烈态度中形成的。在民主方面，从对西方的议会制度产生兴趣和仰慕，到君主立宪主张的提出，再到民主共和方案的设计，最后人们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在科学方面，从“师夷长技”阶段对西方“坚船利炮”的羡慕，到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引进，再到自然科学的传入，最后人们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研究。

——摘编自薛子燕《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

材料一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以对儿童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立足人伦关系，强调“五伦”。蒙学教材《幼学故事琼林》《重订三字经》《重订增广贤文》《千字文》等均明确了君臣、父子、兄弟等“五伦”关系，指出“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的要求。古代蒙学教育还把“孝悌”作为做人的根本，把对“孝悌”思想的倡导和颂扬始终贯穿于各类蒙学文献中，如《三字经》中就有“首孝悌”的内容，《小学诗礼》中也设有“事亲、事长”的章节，宋代《神童诗》中还编入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经典名句，明代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则通过典故塑造一个人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精神。

——摘编自吴彦霞 《试论中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材料二     中世纪结束后，随着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英国幼儿教育思想逐渐萌芽，出现了幼儿园、保育学校、托儿所、家庭游乐场等教育机构。18世纪，英国一些教育家针对当时学儿童生活学习的现状，陆续创办了不同的学校及慈善机构，与此同时，欧文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学校引起了其他人士的积极响应，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创办幼儿教育机构的热潮。但直到19世纪末期，麦克米伦姐妹创办的保育学校才促进了英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关注并拨款资助，19世纪以前，英国幼儿教育基本上是以教会团体和慈善人士创办的济贫性慈善学校为主。18、19世纪的英国统治阶级仍然认为教育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英国也逐渐形成了幼儿园和普通幼儿学校双轨制幼儿教育机制。

——摘编自周晓慧《英国近代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一   《孟子·尽心章句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荀子·王制篇》：“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韩非子·有度》：“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材料二   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被迫承认公民大会制定法典的决议，设置法典编纂委员10人，几年后制定了《十二铜表法》，体现了古罗马的治国思想。《十二铜表法》第九表规定：“不得为任何个人的利益，制定特别的法律。任何人非经审判，不得处死刑。”第十一表规定：“禁止平民和贵族通婚。”

材料三   法国学者维吉尔·皮诺在《中国及其哲学思想在法国的形成》中指出：“如果不是思想发生动摇，人们就不会接受外国的影响。”正因为这样长期积累起来的对现状的不满，才使法国的人们开始另辟蹊径，想从远隔重洋的中国国家治理上得到某种启示。其中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专制君主比较有节制，承认传教士和伏尔泰交口称赞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设置谏官，具有限制暴政的作用。

材料一   18世纪法国崛起的一代启蒙思想大师，也接受孔子思想熏陶，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将其发展到最高度、阐发到最强度，为法国启蒙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和重农学派代表魁奈，都表现出对孔子学说及其价值的虔诚与敬服，伏尔泰所倡导的“开明君主”就是中国儒家理想中的德君。狄德罗借助中国文化的材料，利用作为百科全书主编的特殊地位，开展对法国现实的无情批判。魁奈认为《论语》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贤之语。启蒙思想家们通过研究孔子，进而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入1789年的《人权宣言》。

——摘编自陈奉林《孔子在欧洲》

材料二   20世纪的中国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清人“天朝上国”的美梦破碎，“睡狮”惊醒。社会从渐进式的演变，骤然发生了急剧性的变迁，这种脱离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带入了西方式发展的轨道。随之，文化思想领域“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孔子儒学遭遇空前的危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诸贤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吴虞等知识分子，称孔子为中国历史的祸根，并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热潮，孔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环，一时间尊严扫地，甚至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孔子长期的圣人尊号也被许多人改为“孔氏、孔老二、盗丘”等。

——摘编自傅丽丽《陈独秀孔子观研究》等

材料一   《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集中反映了孔子的中和思想，后来《中庸》中又明确提出了中和的概念。所谓中和，是指人和事物之间处在合乎中道原则的共处状态，这种状态表征的是人的情感发挥的恰到好处。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所追求的是“公正”，他认为公正是中道的根本，是所有人都认为的一种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来的品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就应当公正地分配善与恶，既要反对特权主义，又要反对平均主义，试图达到是社会各阶层享有一份美好生活权利的“中正”状态。综上所述，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尽管在许多方面有一致的观点，但由于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导致其伦理思想在社会实践上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但他们都是人类思想文化中的瑰宝，我们应该吸取其精华，以促进我国的伦理思想建设。

——李蔚《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8期

材料二   教育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服从法律的强制性向教育孩子善于动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孩子只要不做有害于自己和他人的事，就应当让他们有行动的自由，不要硬去改变孩子的意愿。要让孩子懂得，他们只有为别人提供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