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希腊打败波斯后，集最优秀的建筑师和雕刻师，兴建了雅典卫城。其以神庙为中心集合大量公共活动场所，是古希腊最具代表的建筑群。古希腊柱式在卫城中广泛应用，柱式具有人体的隐喻，其形态比例来源于完美的人体。多立克柱式仿男体，古朴、庄重、雄厚；爱奥尼柱式仿女体，秀美华丽。卫城中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满足了民众举行大型活动的需要，丰富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

——据高祥生《西方的古典建筑》等

材料二   佛罗伦萨大教堂建造完成被视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开端，其采用了天主教所不能容忍的穹顶。设计师布鲁内莱斯留学罗马又走访东方后设计了此穹顶，并发展了罗马的拱券技术、哥特的骨架结构、伊斯兰的叠涩，创新的脚手架施工技术等，集中展示了当时建筑的结构技术和施工方法。文艺复兴鼎盛时期，设计师们往往利用狭长的走道或者柱廊，或者是破坏均衡等方法来设计图纸，从而使建筑物有一种感动人心的效果。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越来越从人的角度对建筑与环境、人与世界进行思考与定位。文艺复兴晚期，世俗建筑变得更多，建筑风格更加倾向于对称构图和华丽，喜好富丽装饰和雕刻。

——据黎汇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特点的演变探索》等

材料一   路德指出，学校的学科设置要与儿童未来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仅要进行书写、阅读、唱歌等活动，还要授以职业或家政的实习教导。为此，他呼吁各邦诸侯及市政管理者大力兴办学校，承担教育组织者的职责。学校要关注职业教育，培养“长于治国的男子和善于理财的女子”。只有这样，统治当局才能获得数量充足、素质过硬的臣民，以确保整个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英国哲学家培根也坚信新发明将会改变整个人类生活，要求改进职业教育方法，以追求学问领域的扩大。宗教改革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科学取向，适应了社会需求。

——摘编自贺国庆、马立武《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材料二   从16世纪中叶以来，英国职业教育开始得到有序发展。1567年，英国制定《工匠徒弟法》，对学徒年限、学徒数量以及师傅资格等作了统一规定，落实了国家有效监督学徒制度。据统计，工业革命期间的不少发明家和企业家，都接受过学徒制职业教育的培养。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济贫法》，明确规定贫困儿童必须做学徒，并强调教区负责人和保护人有义务负责监督该法令的执行。这促进了带有济贫性质的职业教育机构的诞生，如慈善学校、劳作学校和产业学校等。这些机构开设的课程如基本读写、家庭服务及工业操作等，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为其后继教育与发展打下基础。总之，工业革命前的职业教育为英国培养了几代技术精湛的工人。

——摘编自谢勇旗《工业革命前后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材料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年——178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和作家。平民出身的他先后在朗格勒和巴黎的耶稣会学校读书。他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但没有接受舅父的神甫职务。174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录》被法院查禁，后来又因反对宗教的言论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决心通过对《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掀起一场人类精神上的革命。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极为广泛，其中有文学家、医师、工程师、旅行家、航海家和军事家等，几乎包括各个知识领域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切杰出的代表人物。

《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从1751年开始，至1772年完成，历时二十年。期间曾两度遭到当局勒令中辍，有的人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流亡国外，狄德罗坚持工作，直到该书完成。

——摘编自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宋代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吸取了唐中期以来节度使割据叛乱的历史教训，为维护统治秩序，政府高度重视文教发展，将符合统治者需要的伦理道德体系在教育发展中灌输给民众，并重视将该工作从童蒙教育抓起。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宋代图书印刷愈发便捷，且降低了纸张成本，社会上出现了“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因此宋代理学大师们才有更好的条件去推进理学思想向教材体系的转化。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批具有理学学术背景的蒙学教育家，蒙学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

——摘编自周超《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自然教育思想并非是由卢梭首创，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却足以在儿童教育史上立于不败之位。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在其《爱弥儿》中得到高度体现，他向传统的世俗观念提出挑战，提出了一套培养社会新人的自然教育宗旨、方法和途径。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承前人之精粹，启后世之蓝图，为西方现代教育思潮涌现奠坚实之基。卢梭所提出自然教育在儿童教育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新旧教育间明显的断裂带，带领后世对儿童教育的研究走向更具备儿童本位色彩的方向。

——摘编自文彦茹《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及其在儿童教育中的影响》

材料一柏拉图所反对的是政治权力分配领域中的平等，也就是人人可以平等地成为统治者，这正与要求智慧者对非智慧者的统治的国家正义相违背。依据国家正义标准，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政制，因为哲学家富有高度智慧，最适合担任统治者。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制正好是哲学王统治的反面。如果说哲学王统治最能体现国家正义的要求，民主制则是对国家正义的严重偏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批评的自由不是共同体的政治自由，而是在共同体政治自由的前提下个人行为的自由。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要求公民各司其职，但民主制却赋予个人无限的行为自由，使他们不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

——摘编自申林《论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

材料二进入近代，洛克提出了议会至上原则和人民委托权力的思想；潘恩把民主制和代议制明确结合起来；密尔进一步完善了代议制民主理论，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型的城邦国家变成大型的民族国家，其领土广阔、人口众多、居住分散，这给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城邦时期的直接民主无法再实行。因此他们必须选举出代表来行使他们的最高权力，正如潘恩所说的，把代议制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人口数量的政府体制。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导致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化，社会从等级制发展到代表制，议会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全权代表。同时，代议制从历史角度来看是在国王与议会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王权、市民、诸侯”的三角均势，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最终使代议制正式形成。

——摘编自张华《论代议制民主的产生与发展》

绘画透视法发展小史绘画中的“透视法”，最基本的视觉效果是近大远小。（见图一）

远古时期人们还没有掌握透视法，绘画以记录内容为主，景物无论大小远近，并排放置，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透视法在绘画中的运用完成了从无到萌发的转折。有的画作已能看出一定的透视效果。这符合古典时代崇尚真实”的思想与风气。欧几里得的《光学》和托勒密的研究，为绘画透视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中古大部分时期，又几乎看不到透视法的运用了。画作主要服务于表现宗教故事或传达宗教信仰。可见，绘画艺术的发展不仅是技艺发展史，也是观念和社会存在的变化史。

14—17世纪，在欧洲画坛上，透视法转入蓬勃发展时期。在前人光学研究成果和艺术家实践经验基础上，意大利的阿尔贝蒂把定点透视理论纳入“绘画三要素”。随后越来越多的画作追求呈现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和自然感，融透视表现方法与人文主义精神为一体。（见图二）

18—19世纪，透视法仍然受到很多艺术家的尊崇，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19世纪摄影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通过绘画还原现实的任务逐渐让位于照相机。此后出现了一些体现新的追求和理念的绘画流派，开辟了绘画艺术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