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规范和指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理学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材料二 宋明理学曾在启蒙运动时期被广泛推崇。伏尔泰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美】麦克尼尔《世界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明理学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启蒙运动推崇宋明理学的原因，并谈谈你对宋明理学的认识。
| A．城邦民主政治达至顶峰 | B．人的权威和尊严的确立 |
| C．对人性本身研究的完成 | D．民众道德价值观的衰颓 |
材料一 从文艺复兴开始，“再生”和新生的思想就作为一种纲领和追求，伴随出现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各个方面……“再生”这个概念所肯定和颂扬的东西，却恰恰是重新返回对古代、古典、希腊和罗马价值观的有计划研究。文艺复兴开始，文化的觉醒就首先表现在从艺术到文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对人、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肯定。所以，从初始阶段起，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最关心的题材就是人、人的世界和人们在世界上的活动……在这样的现实中人的历史、人的命运、人的形象和人的身体成为关注的中心。
——[意]欧金尼奥·加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材料二 社会中应有“共同意志”，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这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为维护这一主权，必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司法、守法、受法律保护、受法律制裁各方面的平等……政府官员只是人民委派的工作人员，不享有主权。随着政府职位诱惑力的加大，人民应采取更有力的监督手段……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绝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否则他自身也就不自由了。这时，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强迫他自由”。
——摘编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1)据材料一指出文艺复兴中“再生”概念的内涵。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卢梭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文艺复兴”是一个从14世纪，大体上，到16世纪这300年的欧洲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能是一个孤立事件。“文艺复兴”涉及的面实际上不只是文艺，而是人民的自由问题，言论自由的问题，在艺术上创作的问题，学术上的发展等。它是一场普及整个西欧的文化运动。这股风，当然对东欧也传过去了。像波兰捷克这些中欧四家，也受到一些影响。
——摘编自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
材料二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批判大多仅限于指出教会的腐败和虚伪，并没有触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及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人文主义者须有闹眼和财富来从事活动，决定了其局限于上层知识界，并依附于权贵阶层，就不可能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实现根本的彻底变革。当时王权既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新兴市民反对教皇的权力又害怕他们的力量过于强大，在变革过程中不免有妥协之举。人文主义者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中性纪基督教的基石，这一任务接着落到了宗教改革者的腐上，但宗教改革老也同样走不出这一阴影。
——摘编自齐昂昆、彭春霞《人的发现和限制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共同本质》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文艺复兴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宗教改革者“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中世纪基督教的基石”的原因。
| A．全面分析了文艺复兴发生的原因 | B．正确解读了文艺复兴的运动性质 |
| C．认为文艺复兴的成就具有偶然性 | D．没有看到群众性运动的真正力量 |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8~19世纪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在中国和西方的遭遇，并分析造成黄宗羲相关思想这一遭遇的原因。
材料一 黄宗羲不仅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一家之法”，而且在批判的基础上描绘了一副“天下之法”的“法治”新蓝图。这一新蓝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立法必须体现“天下人”的利益，为天下人兴利除害，也就是要立“天下之法”以代替君主“一家之法”。这里他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反映了工商阶层（潜在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比如主张“工商皆本”等。以保障“万民”的平等权利。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再次，在如何实现上述目的方面，黄宗羲还设计了几项重要的制度性方案：一是提出了“学校议政”，让学校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机关，并享有最高决策权；二是提出“君臣共治分权”，包括置宰相，并提高相权使宰相手握重权的自主权和自治权。最后，黄宗羲还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
——摘编自蔡如堂《西方古典自然法学与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鉴于此，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并将它们分别赋予不同的机关。他认为，只有各种权力间彼此能够相制衡的体制才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无私的政体。在他看来，立法权属于议会，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一般意志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执行国家的意志由君主或国王行使。因为行政部门需要行动迅速，所以应由一个人管理。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法院由人民阶层中选出的人员组成。孟德斯鸠强调“其中任何两个权力都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否则自由便不复存在。如果三种权力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那一切便都完了。”
——摘编自温晓《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1)根据材料一归纳黄宗羲的“法治”思想的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黄宗羲与孟德斯鸠思想核心的共同之处。分析孟德斯鸠思想成功付诸实施的原因。
材料一 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黄老等各家思想，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其提出“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当汉武帝意识到儒学经典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意义之后，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更强化了两汉历任皇帝“好儒尊经”的政学之风，并开始了儒学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制度化之路。汉代博士制度、官学制度、选官及考核制度便奠定了儒学核心价值树观的主导地位。“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统治者修订了侧重道德的官吏考核和奖励制度，维护了君主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
——摘编自杨汉民《汉代官制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材料二 在伏尔泰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法于人”的信条，就是“博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被称为“欧洲孔夫子”。他认为中国专制君主政治开明，重视农业，实行科举制，重视文人等。事实上儒家文化很大程度上被他们不切实际地理想化了。此外，也并不是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像他们那样迷恋中国，比如孟德斯鸠和卢梭，就曾毫不客气地批判过中华文明带有专制、愚昧特征的某些方面。
——摘编自高毅《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儒学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并分析这一时期儒学成为正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兴起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比较汉武帝推崇儒学和法国启蒙运动中关注儒学的主要目的有何不同。
材料一 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奥古斯丁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需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吕世伦《当代法的精神》等
材料二 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认为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欧洲启蒙思想家对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促进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维新时期的国家观念与近代欧洲国家观念内涵的相同之处，并说明不同之处及其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