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任务是：加强国防经济建设和156个重点项目，推动工业化建设，发展合作社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上述基本任务，“一五”计划还提出了12项具体任务和相应的重要指标：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为方针，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也相应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贸易业，培育各方面的人才，加强人员综合素质，要逐步改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继续创新手工业，加大生产和出产速率，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摘编自席芬芬《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进程研究》

材料二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确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它是在汲取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的前提下，“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双百”方针非一朝一夕之功。1951年，毛泽东谈到了“百花齐放”；1953年提到了“百家争鸣”；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明确了其地位。

——摘编自徐骁《“双百”方针的历史演变研究》

材料   1950年9 月《人民音乐》于北京创刊,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该刊以“音乐评论”为主,其中包括理论研究,音乐知识、活动、报道等内容。解放初期,音乐界围绕民族传统的“土唱法”和欧美技法的“洋唱法”展开争论。1956 年,文艺界积极贯彻“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思想任务,就民族传统唱法和西洋唱法的结合及发展展开讨论,最终达成“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的共识。除此之外,《人民音乐》频频发表文章,探讨“音乐与政治””生活与技巧”“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批评”等关系，一些人认为生活经验在音乐创作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作曲家贺绿汀则指出体验生活“必须与具体业务相结合才能收效最大”。贺绿汀主张音乐是最需要技术锻炼的艺术,一些人则主张“当前音乐创作中政治水平不高是极其严重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试论音乐“革命化”和“民族化”"“群众化”的关系》,指导了新的艺术风向。20 世纪80年代,以“主旋律”为代表的官方艺术,以大众、流行艺术为代表的民众艺术,以“学院派”为代表的“精英艺术”三足鼎立,音乐界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摘编自张雯雯《人民音乐>与 中国当代音乐批评(195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