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性而已（如果只有本性），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

——《荀子》

材料二   （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他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材料三   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因此，“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材料一   张载曾说“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治理现在的气概，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新思想，比如《尚书·洪范》中，到唐为止一直以来的儒教认为是表现天帝赐王天命的句子，被解释成从尧到舜、从舜到禹的王者之间的王权转让。不论是王安石还是程颐，都拼命向皇帝进言，要以尧舜为榜样治国。他们强调经书中所要求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德目是皇帝和士大夫都应该具备的，换言之，皇帝成为与士大夫同祥的存在，被要求具有同样的伦理道德。士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是以优异成绩科举合格，然后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国家。他们主张自下而上，也就是通过家庭和地方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来促使王朝统治体系的安定。

——摘编自【日】小岛毅《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材料二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灶丁，早年以商贩为生，三十八岁始就学于王阳明门下。王艮虽然继承了玉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命题，但他在学习过程中，“时时不满其师说”，提出一些颇具独创性的看法。王艮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将神圣性的“道”与百姓的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王艮的“格物”是以“安身立本”为核心，他指出：“物格，知本也。”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尊身”的观点：“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这种思想包含着维护个体生存权利和人性尊严的意义，对明朝中后期思想想文化影响甚巨。

——摘编自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材料一   宋代生产力的发展酝酿着理论形态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北宋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但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有识之士通过儒学做出了符合现实的新解释。理学家们吸收并利用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而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在伦理道德上，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还是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理学家们无一不以“辟异端”的态势激烈地反对佛教，但其自身的价值核心却又恰恰是自己所要反对的佛教。经过理学家们的“批判”，儒道互补、佛教为宾的格局已经名存实亡了。

——摘编自宋延高《宋明理学产生的背景》

材料二   一个新阶级——士大夫阶级——出现了，他们决心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个转型朝代。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两宋时期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导致了全天候的生活方式的出现，而这相应地促进了本地市场和全国商业的发展。绘画艺术里也产生了精致的新技法。……书籍不再是用手抄卷轴的，而是由日渐繁荣的印刷业生产印制，并配有封面。这使得那些出身中等家庭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他们在私塾或官学里接受教育。高品质的印刷和出版等通过中亚一直连接到伊斯兰教世界的贸易路线和传播交流网络传播到了欧洲。

——摘编自【德】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文化对唐代文化产生直接影响，不外三者，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这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直到唐代中后期，儒学开启复兴的机运。北宋时，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

——摘编自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一 儒学产生之初，以口语传播为主，呈现出以识字认文教育相融一体的特点。孔子创办私学，口授其说，弟子耳受其言，言传身教得到了最佳的普及效果。可以说，私学是儒学发展史上首先出现的传播与普及途径。

——刘平《普及与推广中华儒学经典的思考与献议》

材料二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问世后，汉代民间小童大多六岁进入乡里贤儒创办的书馆，接受两年识字、习字为主的学前教育。常有幼童因书法丑陋，仁顺礼敬不周受体罚。出馆后再初步诵读《论语》《孝经》等经典。

——摘编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等

材料三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读书、写字、饮食都作了道德规定。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一 北宋儒家“关中学派”代表吕大钧兄弟受《周礼》《礼记》的影响，订立《吕民乡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乡规，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德业相劝，即互勉于修身齐家之事；二是过失相规，如戒烟酒、戒赌博、戒斗殴等；三是礼俗相交，即乡党之间要有长幼之序，相亲相敬之礼；四是患难相恤，包括防盗、防灾、防疫、恤贫，恤孤等。在此基础上，又细化为更为具体的条款以约束和规范乡民的个人行为。有学者认为，《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

——党晓虹《中国传统乡规民约研究》等

材料二   明代浦江郑氏家规（部分）

——尹超凡《郑氏家规的伦理价值探析》

材料三   当前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乡规民约不谋而合，全国各地不同地方有着不同习俗，民风民情也千差万别，若只是以法律的方式做出统一规定，难免引起“不适”，乡规民约源于世代民众生活沿袭下来的习俗和传统，更适应本地方的现实需要，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刘宇《论“吕氏乡约”的社会治理作用》

材料一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惰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致，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董仲舒《天人三策》

材料二   理学家继承传统儒家入世思想，从责任感和使命感出发，形成了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使士大夫阶层普遍参与讨论个人、家庭、家族、国家和政治，从而建立了统治者认定和推行的道德伦理规范，使阶级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有了一定的弱化，更使得士子的心灵得到充实。

——徐公喜、万红《宋明理学的层次模式》

材料三   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孔子极为倡导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

材料二 王阳明认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反对宋儒把知与行看作两事，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阳明学的学术大旨以注重自我，不受传统之藩篱为特色。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日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