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先秦诸子，环绕着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热烈的论战。对于尧舜的解说，是诸子争辩的中心论题之一，墨、孟两家，各用尧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作辩护，而庄、荀及韩非诸子，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判。
材料二：孔子“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祖述尧舜，造成了一股托古的狂风，儒生认为远古的时代才是黄金时代，影响所及，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保守与闭锁的心态 …韩非主张不遵行古法，不墨守成规，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来采取相应的措施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鼓应《尧舜禹在先秦诸子中的意义与问题》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学术领域出现了怎样的局面，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孔子与韩非子的观点(不得摘抄原文),结合所学知识分别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春秋晚期以来，由于贵族分子不断地下降为士，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士阶层扩大了。士已不复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相反地，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所谓“仕”的问题。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中国思想文化和世界思想文化有一个共同规律：或者是社会经济大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或者是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转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常识，崛起的士成了诸侯、卿大夫、私门搜罗的重要对象，其中学士一类构成“百家”的主体，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在文化上贡献巨大。
——摘编自陈茵《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演变及士阶层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士阶层兴起的影响。
儒家追求社会的完善，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把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社会完善作为人生责任。在道德教育上，儒家注重培养为官者“以民为本”、对百姓负责的责任意识，“操心也危，虑患也深”“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主张为官行政，必须有公正无私、勤政有为、清廉自守的道德规范。儒家也重视“教化”“化民成俗”，重视“礼”的道德规范的作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道德教育上，道家认为道德是自然存在，呼吁为官者应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百姓，要顺人之心，顺物之性，无为施政，不扰民生，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道家以政不扰民作为行政者最重要的道德要求。道家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是慈、俭、不争，这里包含着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等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
——摘编自邹强、王松《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道德教育思想之比较》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儒家和道家有关道德教育的主张。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急剧的变化，从奴隶制度逐渐向封建制度转变。在学术上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些思想构筑成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优秀传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摘编自《浅析先秦诸子思想异同》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先秦诸子思想”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 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臣之间“利害有反”，必然要争权夺利，“上下一日百战”，因而君主必须对臣下用“术”来“探其怀，夺之威”。韩非主张从基层逐步提拔有实际经验而又经过考验的人，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官职越大，政事治理得越好，这就是“王之道也”。韩非主张：“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还主张：“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强不塞（闭塞）者王。”
——摘编自杨宽《战国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之际，官学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学者无不聚徒讲学，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门径。各国有权势的大臣都私家养士，培植学派。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门下食客动辄几千人。这些食客中，有各学派的士，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著书立说。于是，各学派之间互相诘难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非的主要观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现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