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儒家追求社会的完善，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把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社会完善作为人生责任。在道德教育上，儒家注重培养为官者“以民为本”、对百姓负责的责任意识，“操心也危，虑患也深”“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主张为官行政，必须有公正无私、勤政有为、清廉自守的道德规范。儒家也重视“教化”“化民成俗”，重视“礼”的道德规范的作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道德教育上，道家认为道德是自然存在，呼吁为官者应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百姓，要顺人之心，顺物之性，无为施政，不扰民生，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道家以政不扰民作为行政者最重要的道德要求。道家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是慈、俭、不争，这里包含着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等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
——摘编自邹强、王松《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道德教育思想之比较》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儒家和道家有关道德教育的主张。
材料一：先秦诸子，环绕着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热烈的论战。对于尧舜的解说，是诸子争辩的中心论题之一，墨、孟两家，各用尧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作辩护，而庄、荀及韩非诸子，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判。
材料二：孔子“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祖述尧舜，造成了一股托古的狂风，儒生认为远古的时代才是黄金时代，影响所及，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保守与闭锁的心态 …韩非主张不遵行古法，不墨守成规，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来采取相应的措施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鼓应《尧舜禹在先秦诸子中的意义与问题》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学术领域出现了怎样的局面，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孔子与韩非子的观点(不得摘抄原文),结合所学知识分别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春秋晚期以来，由于贵族分子不断地下降为士，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士阶层扩大了。士已不复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相反地，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所谓“仕”的问题。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中国思想文化和世界思想文化有一个共同规律：或者是社会经济大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或者是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转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常识，崛起的士成了诸侯、卿大夫、私门搜罗的重要对象，其中学士一类构成“百家”的主体，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在文化上贡献巨大。
——摘编自陈茵《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演变及士阶层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士阶层兴起的影响。
材料一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稷下”是指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齐国国君田午当政时期在此设立学宫，故名稷下学宫。由于齐国国君采取宽松、开放的文化政策，又能提供丰厚的待遇，因此学宫吸引了当时众家学派的著名人物的到来。稷下先生有大夫的称号，却无须主持国政，此举使得他们有别于正式官员，能够专心在学术方面发挥“不治而议论”的职能。作为战国时期一个庞大的养士机构，稷下学宫相当于政府的智囊团，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咨政议政。除此之外，稷下学宫又是学术交流中心，兼具人才培养的功能。各派学者大师在交流中吸收完善自己学派的学说，并著书立说，授之于弟子，为社会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后世留下了《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等重要典籍。
材料二 柏拉图学园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大约于公元前387年由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创办，又称希腊学园。柏拉图学园是人才培养的高等学府，也是学术交流中心和研究机构。除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立体几何的创始人泰阿泰德、圆锥曲线的发现者美涅克漠等科学家也都出自柏拉图学园。柏拉图以学园为根据地，讲述治国术，传播治国思想，培养“哲学王”般的政治人才，希望实现“理想国”。学园中的学术环境自由而活跃，师生之间自由讨论，但并不比稷下学宫的自由度更高。从哲学思想的传授看，其主要是柏拉图学说的发展与传承，如数学大师泰阿泰德、欧多克索斯等，他们“在所有基本问题上”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与教育理念相一致。
——材料均摘编自贾万刚、褚宏祥、付萌《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共性与差异》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创办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影响。
材料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它与差不多同时出现在雅典的希腊学园（又称阿卡德米学院、柏拉图学院）堪称双璧。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现出人类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20世纪初，国学学者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说：“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绳绳星球，一东一西，后先相映，如铜山崩而洛钟应，斯亦奇矣！”希腊学派中，最负盛名的“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与希腊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稷下学宫则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所在，“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郭沫若语）。
——摘编自王志民《稷下学宫：文明史上的奇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使中国稷下学宫与古代希腊学园兴盛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稷下学宫与古代希腊学园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臣之间“利害有反”，必然要争权夺利，“上下一日百战”，因而君主必须对臣下用“术”来“探其怀，夺之威”。韩非主张从基层逐步提拔有实际经验而又经过考验的人，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官职越大，政事治理得越好，这就是“王之道也”。韩非主张：“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还主张：“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强不塞（闭塞）者王。”
——摘编自杨宽《战国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之际，官学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学者无不聚徒讲学，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门径。各国有权势的大臣都私家养士，培植学派。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门下食客动辄几千人。这些食客中，有各学派的士，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著书立说。于是，各学派之间互相诘难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非的主要观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现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