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并简析唐宋以来古代学校教育获得发展的原因。
A.促进了儒学体系的革新 | B.提升了儒学的政治地位 |
C.旨在罢黜其他学派思想 | D.推动了儒法思想的融合 |
A.新儒学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 B.黄老之学主导地位的动摇 |
C.儒学背离了先秦礼乐教化观 | D.儒学呈现实用理性的倾向 |
A.统一国家的巩固 | B.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 |
C.太学教育的衰落 | D.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 |
A.借助自然强化皇权 | B.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C.宗教迷信盛行一时 | D.儒学仁政民本思想 |
材料 汉武帝时代是两汉时期在识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历史阶段,“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的“儒雅”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笃行”之士如石建、石庆,“质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贤”之士如韩安国、郑当时,“定令”之士如赵禹、张汤,“文章”之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之士如东方朔、枚皋,“应对”之士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历数”之士如唐都、洛下闳,“协律”之士如李延年,“运筹”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张骞、苏武,“将率”之士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受遣”之士如霍光、金日磾等,都在历史上留有盛名……班固也认为汉武帝时代的“功业”“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汉武帝身边集聚了一个在文化资质上同样“后世莫及”的人才群体。
——摘编自《新编中国史·秦汉史-帝国的成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课外阅读,选择材料中的一个“人才”,并为其撰写小传。
A.百家争鸣,焚书坑儒 | B.焚书坑儒,独尊儒术 |
C.百家争鸣,独尊儒术 | D.焚书坑儒,八股取士 |
A.废除了贵族特权 | B.兼用儒法思想 | C.确立了儒学正统 | D.调整了选官标准 |
A.国家统治坚持以妖言人罪 | B.全面废除关于妖言的法律 |
C.统治者反省和慎重的态度 | D.政治制度受到鬼神论影响 |
A.宗法制度得到严格承袭 | B.政治伦理逐渐弱化 |
C.儒家思想确立独尊地位 | D.君主专制程度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