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并简析唐宋以来古代学校教育获得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汉代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成之道”的刚柔之术。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摘编自刘太祥《“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根据材料，围绕“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这一主题，提炼一个恰当的观点，并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儒家思想文化发展脉路清晰，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文化内化为一种人文品格，深深积淀在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可以说，儒家思想文化一脉相承。儒家思想文化基因之所以能够流传，一个内在的原因是，在每个关键时刻都不乏儒家思想文化自觉者和自信者。儒家思想文化的开拓者们以他们独有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留下了他们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轨迹，弘扬着刚健自强的思想文化主旋律。
——摘编自刘维民《略论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任意提取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万民生来具有贪利之性，如果不以教化加以节制，就会泛滥成灾，教化兴起而奸邪完全消失，教化废除而奸邪并出。他认为，人比其他动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有君臣、父子、长幼、朋友等方面的礼节，因而应该用儒家提倡的礼义之道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认为，重用贤才引导人民，就可“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他指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因而应“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同时要“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摘编自廖其发《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硕果甚丰，在西方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每一个公民都不能属于他自己，而是国家的一份子：人的发展依赖于教育，因此教育必须由国家来管理，使受教育者一方面获得德性，另一方面成为理想国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国家要建立统一的教育制度。制定法律措施，教导公民遵中统一的学制。教育内容的核心便是体、德、智、美的和谐发展。亚里士多德依据人的自然成长特性，主张分阶段教学：第一阶段0-7岁，以发展儿童身体为主：第二阶段7-14岁，进入学校教育，以情感和道德教育为主：第三阶段14-21岁、是学被教育的高饭阶段，主要进行智力教育。
——摘编自宋慧娟《试析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董仲舒与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如识，分别阐述董仲舒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材料 关于盐铁政策的辩论汉武帝时，在地方设置盐官、铁官、均输官。公元前87年，汉昭帝（汉武帝之子）即位，国势衰弱，民生困苦，霍光、桑弘羊受武帝遗诏辅政。公元前81年，汉朝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下面是对话的节选。
| 御史大夫桑弘羊 | 贤良、文学之士 |
| 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取得供给）者……通委财（流通囤积货物）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 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愿罢盐、铁、均输。 |
——摘编自西汉·桓宽《盐铁论》
根据材料，谈谈你对汉代盐铁政策辩论的认识。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 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先后经历了生产转型、制度转型和意识形态转型三个前后相依的历史阶段。在生产、制度转型阶段，居主导地位的是以国家强力控制为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观的治国理险道德主义、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不被主流政治家接受。制度转型完成以后，国家强力控制、功利主义治国理念直接导导致了政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先是出现了以“无为而治”为表现形式的放任主义政治理念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又发生了意识形态转型，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全面完成。
——摘编自张荣明《古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治国理念》
根据材料，就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的转型提炼一个恰当的观点，并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指导治理国家，休养生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无法适应专制集权的国家治理。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始推阴阳，为群儒首，前对汉武，后相江都，初倡统一，罢百家书。"从而为儒学和儒者找到用武之地。
——摘编自曹影《董仲舒的四大历史贡献》
材料二 在汉代，政府首次作为对外交往与开放的主体在官方层面上积极地开展了与域外的广泛联系。由于两汉政府卓越的努力与经营，使得中华社会由此迈开了走向世界的历程，开启了此后古代中国近2，000年之久的开放局面。这不仅使中华各民族深受其益，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引自周尚兵、王洪军《走向世界；汉代开放对古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佛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摘引自2019年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黄老思想"无法适应专制集权的国家治理"的原因，简析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是如何"上承孔子"的。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从"走向世界"的角度概述汉代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根据"政府卓越的努力与经营"的提示，列举相关史实说明汉代促成"开展与域外广泛联系"的举措。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佛儒会通"的典型事例，用唐太宗时期的史实简述"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的表现。②"北曲南唱"、兼收并蓄是昆曲形成的重要途径，以明代中期艺术家对北曲的改造为例论证此观点。指出昆曲属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哪一类别？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