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孔子卒后，《左传》等典籍记载，弟子将其故宅三间改作庙堂，岁时奉祀，为孔庙之始，属“因宅立庙”的家庙。《史记》记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开创皇帝到孔庙祭祀先河。汉武帝时，京城太学和地方郡县学开始祭孔，但此时学校中未设孔庙。东汉桓帝时，在孔庙设管理官吏，孔庙开始向“国庙”演变。
材料二 东晋时复兴儒学，南朝《宋书》载：东晋孝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孔庙）屋（太学）一百五十五间”。首次在太学里建置孔庙，将“庙”字置于“屋”前，以显其要。其空间布局按照《周礼》“左祖右社”的思想，建置为“左学右庙”，“庙学合一”的格局已经出现。目前南京的夫子庙即在东晋学宫旧址历经改建而成。
材料三 魏晋以后，在全国各地州县学里均设立孔庙，孔庙成为祭祀孔子与教育学生的重要场所。北魏从南齐夺得孔子故里后，献文帝立即派四朝元老汉臣高允代表皇帝到孔庙祭祀。孝文帝模仿汉制“立孔子庙于京师（平城）”，并亲赴鲁城（曲阜）孔庙祭祀，曾下诏：严令取消民间“求财求子消灾去病”的孔庙祭祀活动，重续了国家对孔庙的管理制度。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春秋、汉代与东晋三个时期孔庙的差异，并结合时代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祭孔和修建孔庙。
材料一 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为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周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周礼》记载：“王者立后、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西周礼制还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男女未成年不得成婚。《礼记·曲礼》记载：“男女无媒不交。”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完成六礼后，婚姻关系才算成立。
材料二 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引礼入法。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还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其中，汉代的“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
材料三 唐代，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开化，社会理念开放，以及受到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影响，唐代的礼俗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变化。例如：离婚比较自由；妇女地位较高。在婚姻成立上，《唐律疏议·户婚》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说明“媒约”的介绍是唐代婚姻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唐律首次提出了同姓不婚、亲属不婚、良贱禁婚以及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结婚的禁止性条件。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婚姻制度和西周婚姻制度的异同，结合所学分析汉代婚姻制度注重“引礼入法”的原因。
(2)阅读材料三，概括唐朝时期婚姻制度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前德而后刑”“大德而小刑”。这要求统治者“劝农事，勿夺民时”，采用“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从而达到“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是出于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他拉近了儒家思想与现实的距离。
——摘编自赵瑞军《董仲舒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顾炎武在总结与反思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别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他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后，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还指出“合天下之生员”“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并建议“用辟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在他看来，“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并提出了“疾耕”与“通商”并重的主张。这些思想反映了明末以来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摘编自刘帅《顾炎武民本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董仲舒相比，顾炎武民本思想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创新。董仲舒认为，治国理政、社会生活和人伦日用应该一统于“天”，也就是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主张，独尊儒学，以“经”作为意识形态杠杆，设立官学之途，通经入仕，“经”在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承担着中介和纽带的作用，士人通过读经、学经方能获得入仕资格。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同时，也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布衣以儒术拜相封侯，是汉代转向文治的一大标志。
——摘编自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材料二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及民族文化继承问题，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周恩来也说道：“优良的传统都应该提倡，但是要正确地发展。要抽取好的，排斥糟粕。不要以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提出：“为保卫祖国，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张卫波、王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儒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并简析唐宋以来古代学校教育获得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官学德育模式的实现途径以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为主，出于教学衔接的方便与统一性，统治者要求地方官学的德育课程设置基本上要与太学保持一致。课程设置主要有《诗》学、《书》学、《礼》学、《易》学、《论语》学和《孝经》。经师讲学是汉代讲学的主要教学形式，太学博士通过大班上课的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机会。由于汉代太学师生比例相差悬殊，仅靠大班上课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也采取弟子相传的教学形式。集会是汉代太学特有的一种教学方式，许多以讨论经学或演示礼仪为内容的集会，一般由皇帝主持。
——摘编自《西汉官学德育模式构建研究》
材料二 朱熹在为白鹿洞书院制定课程计划时，除了讲授儒家传统课程“五经”外，还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起编成“四书”，强调学生先读“四书”再读“五经”。书院在教学中采取重视自学、升堂讲学、自由论辩等教学方法。朱熹指导学生读书的原则、方法有六项，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与居敬持志。自由论辩必然要求书院进行开放性的教学，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生观点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允许不同观点的人会讲论辩，是书院实行自由讲学的一种典型方式。
——摘编自《南宋白鹿洞书院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践行》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官学开展德育实践的有利因素和影响。
(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和南宋书院德育教育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方面的异同点。
材料一 儒家精神是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古代文化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人文），人与人关系的道德规范构成伦理，人与人关系的强制化构成政治，伦理政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纲领。儒学一开始便是一种佐军治国的体系，历代儒士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主张经世致用，务求实效，儒学这种作风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儒家关心的是现实的人事，提倡以刚健有为的精神从事于人事，对天命鬼神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理性态度。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意识非常强，突出地表现为对古代圣贤的崇拜和对传统经典的迷信。
材料二 自汉武帝确立儒学在社会思想中的独尊地位以后，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经过千百年的强化和浸透，儒家思想不仅为统治者、知识界和思想文化界普遍接受，且深入到下层百姓思想中。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李经纬、鄢良、朱建平《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家精神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精神的原因。
材料一 所谓“天道”，泛指宇宙、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春秋战国时期，深入探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建立了自然哲学丰碑的人物是老子。至宋明时期，儒学表现出佛道化倾向，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构建儒学的伦理道德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道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相应的道德主张。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等
材料二 在宗法社会貌似坚硬的外壳之下，潜流暗动，社会风尚的变迁，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商人地位的提升，文人士大夫遂情达欲的生活旨趣，虽然不足以立刻改变总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面貌，但却持续不断腐蚀和动摇着传统社会的基石。中国社会正在冲破传统，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摘编自袁行霈、张传玺《中华文明史》等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老子关于世界本原的认识及其如何处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概括宋明时期儒学佛道化的表现并予以评价。(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明清之际思想领域“持续不断腐蚀和动摇传统社会基石”的思想主张并进行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