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前德而后刑”“大德而小刑”。这要求统治者“劝农事，勿夺民时”，采用“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从而达到“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是出于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他拉近了儒家思想与现实的距离。
——摘编自赵瑞军《董仲舒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顾炎武在总结与反思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别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他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后，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还指出“合天下之生员”“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并建议“用辟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在他看来，“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并提出了“疾耕”与“通商”并重的主张。这些思想反映了明末以来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摘编自刘帅《顾炎武民本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董仲舒相比，顾炎武民本思想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卒后，《左传》等典籍记载，弟子将其故宅三间改作庙堂，岁时奉祀，为孔庙之始，属“因宅立庙”的家庙。《史记》记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开创皇帝到孔庙祭祀先河。汉武帝时，京城太学和地方郡县学开始祭孔，但此时学校中未设孔庙。东汉桓帝时，在孔庙设管理官吏，孔庙开始向“国庙”演变。
材料二 东晋时复兴儒学，南朝《宋书》载：东晋孝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孔庙）屋（太学）一百五十五间”。首次在太学里建置孔庙，将“庙”字置于“屋”前，以显其要。其空间布局按照《周礼》“左祖右社”的思想，建置为“左学右庙”，“庙学合一”的格局已经出现。目前南京的夫子庙即在东晋学宫旧址历经改建而成。
材料三 魏晋以后，在全国各地州县学里均设立孔庙，孔庙成为祭祀孔子与教育学生的重要场所。北魏从南齐夺得孔子故里后，献文帝立即派四朝元老汉臣高允代表皇帝到孔庙祭祀。孝文帝模仿汉制“立孔子庙于京师（平城）”，并亲赴鲁城（曲阜）孔庙祭祀，曾下诏：严令取消民间“求财求子消灾去病”的孔庙祭祀活动，重续了国家对孔庙的管理制度。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春秋、汉代与东晋三个时期孔庙的差异，并结合时代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祭孔和修建孔庙。
材料
| 文献 | 记载内容 |
|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共列录先秦时期儒生七十七人，其中齐鲁人四十五人，约占58．44%；卫宋陈楚吴人十二人，约占15．58%；秦人二人，约占2．60%；籍贯不明者十八人，约占23．38%。 |
| 《史记·儒林外传》 | 共列录西汉前期著名儒生三十九人，其中，齐鲁人二十八人，约占71．79%；燕人、砀人、温人、广川人、雒阳人共计七人，约占17．95%；籍贯不明者四人，约占10．26%。 |
| 《汉书·儒林传》 | 综合西汉一代著名儒生的区域分布，齐鲁人占45．60%，其他地区约占46．11%，籍贯不明者约占8．29%。著名的儒学学者中，有远至蜀、淮南、九江、江东，甚至苍悟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辅（京畿地区）名儒约占总数的5．18%，三河（畿辅之地）名儒约占总数的5．70%。 |
| 《后汉书·儒林列传》 | 东汉著名的儒学学者，齐鲁人约占36．36%，其他地区约占63．64%。其中，关中学者约占6．82%，河南、河内、南阳学者约占7．95%，会稽、九江、豫章学者约占6．82%，巴蜀学者约占10．23%。 |
根据材料指出从先秦到两汉儒生区域分布变化呈现的规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材料二 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司马迁《史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影响。
材料一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恢复,已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具备一定实力。这样,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不造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西汉王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加强专制。而要使这个政权的统治强化,必须首先改变那种软弱无力的“无为而治”,代之以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
——摘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西汉大儒董仲舒建议武帝“请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经由董仲舒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汉代儒学……广采了阴阳、墨、名、法、道各家之长。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会的精神,使儒家学说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
——摘自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汉武帝治国思想的调整加以评选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指导治理国家，休养生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无法适应专制集权的国家治理。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始推阴阳，为群儒首，前对汉武，后相江都，初倡统一，罢百家书。"从而为儒学和儒者找到用武之地。
——摘编自曹影《董仲舒的四大历史贡献》
材料二 在汉代，政府首次作为对外交往与开放的主体在官方层面上积极地开展了与域外的广泛联系。由于两汉政府卓越的努力与经营，使得中华社会由此迈开了走向世界的历程，开启了此后古代中国近2，000年之久的开放局面。这不仅使中华各民族深受其益，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引自周尚兵、王洪军《走向世界；汉代开放对古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佛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摘引自2019年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黄老思想"无法适应专制集权的国家治理"的原因，简析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是如何"上承孔子"的。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从"走向世界"的角度概述汉代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根据"政府卓越的努力与经营"的提示，列举相关史实说明汉代促成"开展与域外广泛联系"的举措。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佛儒会通"的典型事例，用唐太宗时期的史实简述"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的表现。②"北曲南唱"、兼收并蓄是昆曲形成的重要途径，以明代中期艺术家对北曲的改造为例论证此观点。指出昆曲属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哪一类别？
材料一 20世纪初，晚清政府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和制度，以外国法律制度为蓝本，起草制定了一大批新的法律法规。直到1906年，清政府在内忧为患的重压下，为了配合立宪改革，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原则，改革官制。1910年，清政府通过《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规定了辩护和律师制度。1911年2月7日，清政府颁行《法院编制法》，这是清末制定并公布生效的各级审判机关组织法，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审判诉讼制度。还通过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多部近代法典，清末司法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影响深远。
——摘编自春杨《论清末中国司法体制的转型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法制建设经历了由“破”到“立”的特殊历史时期。人民政府在司法改革中肃清了司法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在惩治贪污和镇压反革命斗争中采取了教惩结合、严打慎刑、宽严相济、详查区分的原则。1952年，掀起的司法改革运动实现了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有力批判，实现了司法领域指导思想、工作方法、机构性质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刘莹《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思想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司法改革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建国初期司法改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