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继秦王朝迅速崩溃后建立的汉朝并非简单的“汉承秦制”，汉朝不仅接受其制度框架和管辖疆域，更重要的是总结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强力政权迅速崩解的历史教训。站在先秦儒家对“礼乐制度”进行仁义伦理反思的立场上，汉初儒者贾谊明确地指出：秦朝的过错是片面地实施了法家工具主义的效力原则，“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以暴虐为天下始”，社会风气因此而衰变。其实，先秦法家工具主义取向的强制性和功效性思想，经过春秋和战国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到秦王朝建立时已经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由此产生了以无限酷刑和重刑实现法律的即时工具效力，“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所以，贾谊的总结一方面是在批判运用于秦朝的法津工具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在宣扬儒家的法律道德主义，“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摘编自单纯《过秦与正韩：论儒家对秦制及法家思想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