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材料一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材料二   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一   孔子卒后，《左传》等典籍记载，弟子将其故宅三间改作庙堂，岁时奉祀，为孔庙之始，属“因宅立庙”的家庙。《史记》记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开创皇帝到孔庙祭祀先河。汉武帝时，京城太学和地方郡县学开始祭孔，但此时学校中未设孔庙。东汉桓帝时，在孔庙设管理官吏，孔庙开始向“国庙”演变。

材料二   东晋时复兴儒学，南朝《宋书》载：东晋孝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孔庙）屋（太学）一百五十五间”。首次在太学里建置孔庙，将“庙”字置于“屋”前，以显其要。其空间布局按照《周礼》“左祖右社”的思想，建置为“左学右庙”，“庙学合一”的格局已经出现。目前南京的夫子庙即在东晋学宫旧址历经改建而成。

材料三   魏晋以后，在全国各地州县学里均设立孔庙，孔庙成为祭祀孔子与教育学生的重要场所。北魏从南齐夺得孔子故里后，献文帝立即派四朝元老汉臣高允代表皇帝到孔庙祭祀。孝文帝模仿汉制“立孔子庙于京师（平城）”，并亲赴鲁城（曲阜）孔庙祭祀，曾下诏：严令取消民间“求财求子消灾去病”的孔庙祭祀活动，重续了国家对孔庙的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