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封建的大一统文化，董仲舒所倡导的“独尊儒术”又把这一统一性推向极致,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单一的内容。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正如汉宣帝所称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历经战争动乱,社会分裂和王朝更替,这个文化并未中断自己的传统,而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获取发展的新动力。仅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深化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就表现为一个连续性与变革性的过程。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步入近代,走进从旧向新,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也呈现出连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

——摘编自张应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国民性改造归根到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们喊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吃人礼教”，提出要“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汉代的体育活动在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社会的各种力量、各种组织和各种活动都被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管理之下，体育活动和体育组织当然也不例外。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体育活动也多与健身和军事有关，规模较大的具有对抗性的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也是在军事训练方面。当时，边境部队经常举行秋射，不仅提高了将士的射艺，而且也推动了体育活动的发展。

材料二   汉代的体育活动根植于汉代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中。汉初，各家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发展。70多年后，"射、御、数"的体育教育被从"六艺"中剔除，竞争性和对抗性强的体育活动也逐渐变成了传习封建礼节、宣传封建道德的手段。东汉时期，更多的人追求"长生不死"和"肉体成仙"，所以，这时的体育活动特别注意保健和强身功能。当时，讲求呼吸守意的习禅方法与养生健体相互结合，也为体育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一   为改变西汉前期的主流价值观，树立忠孝风尚，汉武帝把以前的举孝廉制度化。《汉书·武帝纪》记载：“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武帝又大力提倡儒学，把五经教育官方化，在中央设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上，汉武帝也推广文翁的做法，各郡国都设立学官，教授儒学，宣扬忠孝之道。

——摘编自陈辉《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在西方学者看来，文艺复兴时存在着这样的价值取向：“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时代对灵魂全神贯注的得救，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因为在他们看来，接受生活的挑战比天国的许诺更激动人心。”当时诸如布鲁日、阿尔伯蒂和马基雅维里等人文主义者，都相继从不同角度论证和阐述财富不仅仅能给人以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确立社会的尊严地位。同时，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生的目的是现世的享受而不是死后的永生。

——摘编自梁民愫、吴佳娜等《近代西欧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材料三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价值观念的变革呈现出一个高峰。知识精英看待“天人之辩”时，不再把“天”（自然）理解成超人的主宰（上帝、神），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机械论的宇宙图式，“质力相推”的世界，在自身固有的“动力”作用下的不同展开。这意味着“力量”上升为宇宙的本质。梁启超说道：“若何而自勉为优者适者，以求免予劣败淘汰之数，此则纯在力之范围，于命丝毫无与者也。……故明夫天演之公理者，必不肯弃自力不用而惟命是从也”

——摘自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

材料一

材料二 ：（西汉）由地方学即郡国学申送十八岁以上青年入太学，受业一年，经考试，以甲乙等分发。甲等得在宫廷充皇帝侍卫，乙等回归本乡作吏……凡属政府成员，皆须太学出身，或是由太学生服务地方政府为吏之双重资格为出身。此等人，皆经政府之教育与选择。每一成员，既通经术，亦称文学，又擅吏事，汉人谓之“通经致用”。

——钱穆《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

材料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书·儒林传》

材料一   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通过“国家立儒而尊、权威强化”，“家族奉儒为范、宗法教化”，“社会以儒名教、道德醇化”的方式传承，形成了跨时空魅力。中华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强劲的生命力根源于它的生成是“立以生活根基，上农尚伦”，它的教化是“遵以认知心理，入世觉事”，它在功用实现上是“导以回报机理，德者有得”。

——摘编自王正文、袁慧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历时空魅力与生命力根源》

材料二   在近代中国濒临国家与民族危机的特殊历史境遇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与挑战。诸多仁人志士投入“救亡图存”的探索。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无所归从，导致近代中国国民价值观出现“一盘散沙”状态。…新文化运动时期一股激进的民主主义文化大潮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大力抨击传统价值观体系，宣扬民主与科学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重要助动力。

——摘编自侯松涛、程美东《形态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性透视》

材料三   在改革开放后的价值观变迁过程中，如果完全没有国家主导性力量把控，极可能出现价值观在多元化中的失控。要在弘扬和坚持一元性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推动价值观多元形态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一元指导与多元取向在价值观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要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叠互通中，整合在民族历史进程中洗炼出来的积极性价值观精神。这些价值观精神，既包括中华民族文明传统中的精华要素，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薪火相传的革命精神。

——摘编自侯松涛、程美东《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历史逻辑》

材料一   春秋时，孔于对西周礼乐文明进行多方面阐述，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战国时，一大批思想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成为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儒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魏晋玄学，唐朝佛学繁荣，传统儒学受到挑战，也促进了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到了宋代，儒佛道学说相互渗透，形成吸收佛道思想阐释儒学的新学派——理学，宋元时期，科技、史学、文化、艺术高度繁荣。明清之际，个性解放的思想出现，清初，君主专制高度发展文字狱愈演愈烈，禁锢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揪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国民性的改造归根到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其根本之点就在于重视“人的价值”，树立“独立人格”，为此，他们喊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吃人礼教”，提出要“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中国文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学校）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   二五年春……置五经博士。八月，……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成荐诸朝。其令礼宫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摘编自《汉书·武帝纪》

材料三   董仲舒的教化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当时客观形势的正确反映。虽然，从本质上说，这一主张是为巩固汉政权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一、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高春菊《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