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形成于春秋时代，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多的是忠、信、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到墨子那里又突出了“义”，孟子发展了“义”和“仁”，形成仁义。孟子还把仁、义、礼、智四者发展成为“四德”。经过汉代统治者推崇，传统价值观里又加了“信”，于是仁、义、礼、智、信等被称为“五常”，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价值观。在儒家推崇的“四书五经”里还有一些道德篇目，比如说孝悌、中和、诚敬，他们跟“五常”一起构成了儒家完整的价值体系，共同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生活。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扩展和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边疆民族地区也逐渐奉行不悖。
材料二 近代梁启超曾著《新民说》，强调提倡公德，说我们中国人以前讲的都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别提倡公德。梁启超讲的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利民。1912年，民国政府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立国之本，前四字见于孟子，后四字见于管子。如忠孝，孙中山讲究忠孝，他认为这个时代不能忠君，但可以忠于民、忠于事，为了事业的成功，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便是忠。后来孙中山提出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编自陈来《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的演进趋势，并说明传统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中国价值观所呈现的新特点及其历史背景。
材料一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材料二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
材料三 原诸子之立说著书，盖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学说以广播于天下者也。二千年来，我国之民族思想，社会文化，学者著述，几无不受诸子之影响，故诸子者，实我先民思想之结晶，亦即国学本源之所在。
——《<诸子集成>刊行旨趣》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司马谈和班固对诸子认识的出发点有何不同。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梁启超认识的理解。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
| 文献 | 记载内容 |
|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共列录先秦时期儒生七十七人，其中齐鲁人四十五人，约占58．44%；卫宋陈楚吴人十二人，约占15．58%；秦人二人，约占2．60%；籍贯不明者十八人，约占23．38%。 |
| 《史记·儒林外传》 | 共列录西汉前期著名儒生三十九人，其中，齐鲁人二十八人，约占71．79%；燕人、砀人、温人、广川人、雒阳人共计七人，约占17．95%；籍贯不明者四人，约占10．26%。 |
| 《汉书·儒林传》 | 综合西汉一代著名儒生的区域分布，齐鲁人占45．60%，其他地区约占46．11%，籍贯不明者约占8．29%。著名的儒学学者中，有远至蜀、淮南、九江、江东，甚至苍悟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辅（京畿地区）名儒约占总数的5．18%，三河（畿辅之地）名儒约占总数的5．70%。 |
| 《后汉书·儒林列传》 | 东汉著名的儒学学者，齐鲁人约占36．36%，其他地区约占63．64%。其中，关中学者约占6．82%，河南、河内、南阳学者约占7．95%，会稽、九江、豫章学者约占6．82%，巴蜀学者约占10．23%。 |
根据材料指出从先秦到两汉儒生区域分布变化呈现的规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