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文化对唐代文化产生直接影响，不外三者，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这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直到唐代中后期，儒学开启复兴的机运。北宋时，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

——摘编自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一   朱熹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新儒学体系。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四书，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通过编撰《童蒙须知》等启蒙著作，对儿童的衣着、饮食等日常行为都作了道德规定。比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程朱一派专在士阶层中求发展，终于成为新儒家的正统。直到王阳明出现后，陆王才真正能和程朱分庭抗礼。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以“简易直接”为特色，是和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长期奋斗而获得的。他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新儒家伦理因阳明学的出现而走完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4 . 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4世纪时世界历史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罗马帝国总算历劫而存，而中华帝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可是中华帝国在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时最后重新组成。中华帝国为什么能恢复而罗马帝国却不能，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王朝比拜占庭帝国更充分地保留了帝国的传统。如果皇帝依靠不是按照出身或是机遇而是按才干选拔的官僚知识分子行使权力，那他就会实行公正的道德的统治。中国的文字也比西方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有着更大的文化上的连续性。

——摘编自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

材料二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它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是两汉的粗糙儒学所无法比拟的。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它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所以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

——马克壵《世界文明史》

（1）概括材料一中有利于中国稳定和统一的因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不是按照出身中机遇而是按才干选拔”所涉及的制度。

（2）据材料二，指出理学的积极作用。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学由“粗糙”趋向“精微”的原因。

（3）据上述材料，说明中华文明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基本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