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见梁惠王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孟子向梁惠王讲了一番大道理,提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道:“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朱熹甚至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的学生北溪先生陈淳更明确地说:“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因此,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追求。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糅合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古代明堂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
——摘编自徐杨《传统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制约》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朱熹等思想家的共同价值观及其目的,并分析该共同价值观对中国产生的长远影响。
（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孔孟等古代中国思想家相比,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特点,并说明此特点形成的原因。
2 . 材料一 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是理学。它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明朝时期，王阳明更是继承宋代思想遗风，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也从不同角度批判了理学。龚自珍、林则徐等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提倡“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挣脱“程朱理学”的枷锁。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人直接打出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儒家传统道德，否定并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摘编自张召宁、吕耀鹏《儒家思想的变迁及其认识》
材料二 康有为的“经世之学”是以托古改制为形式的，“是对儒家经典意义的延伸而非否定。西方的影响使他的经解绝对的非正统’，但绝不是‘非儒”’。这种既不抛弃传统又在器物层面上实行西化的要求决定了康有为不得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来重新解释传统的儒家经典，以使传统的儒学适应现实的需要。（康有为）在潜意识上无疑还是“蕴含着对西方近代文明深刻的疑忌，强烈的不满乃至发自内心的痛恶”。可以认为，康有为的思想反映了在“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的矛盾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挽救“中国思想之没落”，并努力“种下新思想的种子”这样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举动的必然产物。
——摘编自郑军《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宋朝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情况，其对儒学态度如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有为思想凸显时代矛盾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当下应如何看待儒学？
3 .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徐梵澄先生有言，“13、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古希腊、罗马）到什么地步。”但是，“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文艺复兴……并不是对古典作品一本正经的拘礼模仿。……文艺复兴奠定了欧洲近代文明的新基础。
──摘编自《欧洲文明的文化内涵》
材料二 从汉朝以后到唐代，儒学比较强调价值、强调人格、强调修养的内在传统中断了，变成了比较注重文献、历史，宋代的理学就致力于把汉代以后中断的儒学内在传统接续起来。宋明理学以“天理”为中心观念的综合性的思想文化体系。它是宋代以后历经元、明到清，占据七百多年历史，在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学术形态。
——《儒家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
（1）据材料一、二，分别指出文艺复兴、宋明理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出现的背景。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文艺复兴和宋明理学带来的不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