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齐桓公当政时期，在临淄的稷门设立学宫，“稷下学宫”因此而得名。当时稷下曾先后存在过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以及博学而无所归属的学者。在稷下有定期的学术集会，稷下学宫的讲学已经超出了一般私学讲学的水平，显得更为正规。为了鼓励学者们进行理论探讨，齐国君主让学者们“不治而议论”，即不担任具体职务，却可以对国事发表批评性的议论。齐宣王当政时，齐国势力强大，却能向士人折腰求作学生。正由于此，致使天下学者竞相来齐。

——摘编自王志民《稷下学宫与轴心时代》

材料二   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初）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汉书·刑法志》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南北朝时期，儒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南方儒士大多濡染玄风，注重探寻玄学义理；北学严守汉儒传统，注重名物训诂。

南、北儒士研习经书，偏重不同的注本（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本）。以《左传》为例，南朝流行“杜预注本”，北朝流行“服虔注本”。然而，南梁崔灵恩常引用“服虔注本”来诘难“杜预注本”，引领论辩之风。北魏有名儒“兼读杜、服，隐括（修订）两家，异同悉举”。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常互派使节，他们也往往借机相互考校儒学。

隋灭陈后，将大量士人迁至北方。隋炀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洛阳）之下”，胜出者多为南方儒士。其后他们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唐初，“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唐太宗下诏统一五经文本和注释。孔颖达兼采南北，撰成《五经正义》，高宗时颁行全国，成为官方经学定本。

材料四   近岁士庶之家侈靡相尚，居第服玩，僭拟公侯……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自淳祐（南宋理宗年号）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梦梁录》卷十八

材料一：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摘编自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三：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阴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明中后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

——摘编自施建中《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八

材料二   陈尧咨（970—1034）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装饰品）。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

材料三   澶渊之役时，寇准率军北上，文官冯拯竟然当众责骂大将高琼。高琼忍无可忍，回敬冯拯：“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诗咏退敌骑耶？”

——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

材料一   经历高祖到文景几代帝王的休养生息，整个社会环境逐渐向好，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在演化中也逐步尖锐，同时，三国问题与匈奴问题也更加推动着武帝当政的汉王朝走向亟需改革变化的极点；从汉武帝个人角度而言，其不同于祖、父的治理方式，面对时代的诉求，汉武帝极具雄心壮志，试图恢复三代之治，自己也先后采取多种举措，但收效甚微，也在客观上让汉武帝寻求新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诉求，新的举措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摘编自何金松《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建构逻辑》

材料二   自淳祐（南宋理宗年号）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摘编自《梦粱录》卷十八

材料三   明清之际，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分权”形式削弱皇权对于各级政府的影响；黄宗羲希望通过重新设置宰相、改造旧式学校的功能，以实现对皇权的限制；王夫之在“公天下”的政治理念下，提出了“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权力制约理想，更有“虚君”的设想。

——摘编自吴根友《明清时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

材料   北宋仁宗 (1022~ 1063在位)时期，面对社会挑战，许多士大夫萌发了强烈的忱患意识，便由佛老的虚无本体之学转向以气为本体的实体之学，崇尚词赋的浮华之风转向“明经致用”的经世之学。宋儒针对“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大力提倡“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改革”，都是在实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明清思想家将实学推向高潮，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构成了实学思潮高涨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在明王朝覆亡的痛苦中，反思晚明理学的空疏实质。顾炎武强调学术一定要从经书和实际生活中得来，强调学者一定要去关注那些事关国家兴衰治乱之源和生民根本之计的问题，后来乾嘉学者进一步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光大。梁启超指出“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

——摘编自葛荥晋 《论宋代实学》

材料一：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摘编自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北宋前期的中枢权力机构设置，并非全盘新创，而基本上是整理、更革前代设施的产物。更革思路是在北宋初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步明朗化的，它清楚地体现着“权力制衡”的精神，同时使政权机构之职能分工更为明朗、责任更为集中。马端临《文献通考》曰：“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二   宋代文化得到相对普及，这种相对普及最重要也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如理学不再仅仅是“理”“气”等一些深奥的哲理，而是呈现了普及化、通俗化的趋势；文学重心的下移适应了社会娱乐的需要。另外，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转变。清代沈垚就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说明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已经不太分明。

——选编自张全明等《中国历史大讲堂·宋史十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