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大半生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符合认识规律的东西。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教材，这些文献大部分经过他搜集、整理、删定或改编。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朱熹积极提倡书院教育制度，努力创办地方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范围。他说：“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朱熹不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且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热衷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五十余年。即使在从政期间，也从无间断。他每到一处，就整顿县学、州学；曾创办武夷精舍、同安县学、考亭书院，恢复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制订学规，编撰教科书，为中国封建社会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知识分子。

——摘编自吴龙章、律楚《朱熹教育思想初探》

材料一   孔门弟子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书、礼、乐、数、射、御等。从整体上来说，这些知识或技艺都是以礼为基础的，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立于礼”是孔子对学生最为基本的要求，要“立于礼”是因为“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对学生问礼总是给予鼓励和支持，他认为要学成礼就要做到克己复礼，要在言行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才能不逾越礼的界限，才能以“礼”为准则。

墨家则从国家和仁爱的角度来探寻礼，从社会教化的角度来谈礼。墨子在周游列国时曾对学生魏越说：“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应当不仅仅是从事教育，摈弃事鬼神等无礼的成份，还要通过“兼爱”“非攻”来把礼的思想贯彻到实际行动中来。也正是在礼的基础上，墨家提出了“以名举实”“察类明故”“量力所至”“言行一致”等教育方法。

——摘编自左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儒墨教育对“礼”传播的贡献》

材料二   朱熹晚年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会通三礼，建立了一套前无古人的“礼学体系”。作为儒家思想的躬行实践者，朱熹也常用“礼”来协调与维系人类之间的种种关系。“圣人之修仁义，制礼乐，凡以明道故也”，这“道”也就是理。“人而不仁，灭天理，夫何有礼乐。”朱熹认为，人要有“仁”的道德习惯，一切行为需遵从于“天理”才有“礼乐”可言，这也是合于“天理”的具体表现。“礼乐”是“理”在社会的外在表现，“仁”才是其内在真正的核心，一个没有“仁德”之心的人，是根本谈不上“礼乐”的。这正如其所言：“礼者，天理之节文；乐者，天理之和乐；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得着。若无这天理，便是与礼乐凑合不着。

——摘编自陈四海、任姗《从朱熹理学论其礼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