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一   孔子大半生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符合认识规律的东西。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教材，这些文献大部分经过他搜集、整理、删定或改编。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朱熹积极提倡书院教育制度，努力创办地方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范围。他说：“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朱熹不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且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热衷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五十余年。即使在从政期间，也从无间断。他每到一处，就整顿县学、州学；曾创办武夷精舍、同安县学、考亭书院，恢复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制订学规，编撰教科书，为中国封建社会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知识分子。

——摘编自吴龙章、律楚《朱熹教育思想初探》

材料一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孟学派为基础，渗入佛家和道家思想后形成的一个新儒家学说。理学直接渊源是“宋初三先生”―胡缓、孙复、石介，理学真正奠基人是周敦颐和张载。理学体系形成于程颢和程颐，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吸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二   从唐到五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了很大破坏，宋初人对五代的风气非常痛恨。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

——摘编自陈来《宋明学案为往圣继绝学》

材料一 程颐强调“知”是“行”之“本”，“知”决定“行”，“行”则是由“知”派生而来的，能知必能行，知而不能行，只是未真知。朱熹不赞同程颐过于强调知难行亦难的说法，而是提出了“行重知轻”论。他明确指出，“知”若只会“纸上谈兵”而不去实践，“知”则不是“真知”，“行”也不是“真行”。

——摘编自张梦思《王阳明知行合一.及当代价值探析》

材料二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