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丰富而深刻。他提出“利在于民，犹在国”的原则，强调“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民得其利则财源通”。他还主张，对手工制造业、矿冶业和商业等行业，封建国家应“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他还指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常情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认为应通过尊重人的本性来管理经济。他主张要“藏富于民”，指出“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财政分配应兼顾中央和地方，要使“州郡有余”。发展社会经济要“与天下同利”，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这些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彩。
——摘编自田泽滨《顾炎武经济思想简论》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主要经济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顾炎武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前德而后刑”“大德而小刑”。这要求统治者“劝农事，勿夺民时”，采用“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从而达到“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是出于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他拉近了儒家思想与现实的距离。
——摘编自赵瑞军《董仲舒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顾炎武在总结与反思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别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他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后，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还指出“合天下之生员”“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并建议“用辟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在他看来，“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并提出了“疾耕”与“通商”并重的主张。这些思想反映了明末以来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摘编自刘帅《顾炎武民本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董仲舒相比，顾炎武民本思想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西欧从传统迈向近代社会时期的思想巨人，他在近代科学方法和自然哲学的探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认为应该把尊重事实，搜集和确定事实作为“归纳法”的第一步。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他指出“所谓知识在于实践中能够具有一定的效用，功用是实践的根本属性。”他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人类征服和占有自然的重要手段。亨利.沃登爵士称他为现代“科学之光”。
——摘编自丁立群等《技术实践论：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
材料二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代表。梁启超对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推崇备致，认为“贵创”“博证”“致用”是顾炎武学术研究究方法的精华。顾炎武在治学过程中反对一味模仿古人，提倡独力创新，将“独创理论还原于人事的日常经验才可知其正误”。顾炎式做学问反对玄学、理学之清谈，主张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学间，引古著今，注重用学到的知识或自己形成的理论来解决一些社会实际问题，提出了“学以致用、“明道教世"的观点，体现了儒家学者的“济世情怀”。
——摘编自威福康《论颐炎武治学方法的儒家精神与哲学意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培根与顾炎武学术思想的异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两种学术思思产生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培根与顾炎武学术思想不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材料 船山（王夫之）生当明清鼎革之际，试图对引起当时社会变故、民族危机的内在因由予以学术文化史的全面考察和系统总结，以其为锻铸未来寻找新希望的种子。从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维系与发展的角度，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宋代的承继者为张载，此即是中华正学的集中表现。侯外庐在《船山学案》中指出：“夫之先生的学术，比清初的诸大儒都要丰富多面……夫之先生的学术是清以前中国思想的重温与发展，他不但把六经别开生面地重新解说，而且从孟子以后的中国哲人多在他的理性主义批判之下翻案估定，所以他的思想涵盖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
——摘编自王泽应《船山学的学术基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夫之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夫之思想产生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