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因敬仰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道”与“救世”在他看来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步骤。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治学宗旨，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认为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术风气的作用，但他把“当世之务”和“六经之旨”联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治学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顾炎武治学思想的进步性。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材料 王夫之(1619-1692),人称“船山先生”，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王夫之一生所著甚多，其中由30卷《读通鉴论》及15卷《宋论》所构成的史论，体现了其鲜明的历史观。而明船山之“史”，需观船山之“易”。在船山思想体系中，易学处于中心，统摄诸事之理；史学则处于外围，涵摄理之事征。“历史发展有无规律？如果有，是依照何种规律发展的？”在此之前，史学家多将朝代更迭所显现的治乱循环作为历史规律，船山反对此种分法，他认为治、乱仅是阴、阳二气运动的表现形态，在治、乱表象下，历史是沿着进化的方向发展的…… “历史为何而存在？”船山说：“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他认为。以史为鉴的目的不在于一姓之私能否常持大宝、资鉴君子能否青史留名，而在于仁政能否施行、百姓是否安居。由此可见，仁政、史鉴交相为用(乃是船山治史、研史之目的与意义所在。
——摘编自罗森《王船山的历史观》
(1)根据材料，概括王夫之的历史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简要评价王夫之的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