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存在两个最独特最鲜明的现象：一个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停滞性。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一直到清朝，社会组织方式一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形态。另一个重大现象是社会的周期性大动荡，每隔两三百年，中国社会都要发生一次社会结构毁灭性的崩溃，然后又奇迹般地重建。我们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正是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购，揭示周期性大动乱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内在联系。这种超稳定系统特有的组织方式，使得每个王朝鼎盛时期，都呈现出高度繁荣，但是也造成了它在演化中的动态停滞。

——摘编自《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材料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和敏感的时期，因清代乃是满人入关后建立的新朝，其政权易手发生的鼎革含义与前朝以汉人为主体的更新换代大有不同。这段历史基本可以看作是明朝末年思想启蒙的延续与遗响。思想启蒙被视为中国传统学问开始对西学输入做出的频繁回应，并孕育出新的观念，与此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同步发生，形成互动态势。对压抑人性的批判和对情欲生活方式的肯定，构成了反专制的舆论基础，是对近代欧洲人性论解放潮流的呼应。

——摘编自杨念群《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研究范式的转移——以近百年相关讨论为中心》

材料   王夫之与方以智都生活在明末清初，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全面总结传统文化和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为文化责任。由于在文化价值认识上的差异，王、方二人有不同的文化选择。对于传统文化，王夫之侧重于发扬原始儒学，方以智力图会通儒佛道三教，但他们都主张通过全面的批判总结，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于西方文化，他们都主张只可取其实验科学的内容，而坚决地拒斥其神学内容。不同之处在于，王夫之认为“地圆说”歪曲了中国传统的浑天说，方以智却认为“远西之说”在中国乃古已有之。王夫之主张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别择方法去实现文化选择，而方以智则主张通过专精并重、全偏兼顾的会聚方法去实现。作为思想家，王夫之和方以智都对明清之世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摘编自蒋国保《王夫之与方以智文化选择同异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