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思想西传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西方之间思想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这样的结论就是主张以法律为治了；建立（轮番）制度就是法律。那么，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人民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服从恶法。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民应该拥有统治自己的权利，“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可是，他马上意识到在一个大国中实际操作的困难。又提出，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现应该是选举人民自己的代表。从“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到建立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是其理论中最具智慧的表述。他把自由分为“政治的自由”和“哲学上的自由”。特别强调自由是“可以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说或禁止写的东西”，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认为有效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政治自由和生命安全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摘编自李宏图主编《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论》
(1)概括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的“法治”主张。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孟德斯鸠的观点。
材料一 在专制王权下的法国，国王曾自视为民族的代表，路易十四声称“朕即国家”“朕即民族”。强调个人权利的启蒙思想家阐述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思想：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国王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相反，一个国王若无国民则不存在，更不必说治理国家了，甚至表示“专制之下无祖国”。……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认为法兰西民族的成员不仅居住在同一地域、使用相同的语言，而且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全体法国人每一个公民组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民族。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民族诞生和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权力”走向“权利”》等
材料二 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
——摘自《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
(1)根据材料一，写出启蒙思想家的问题指向和核心主张，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这些主张对法国政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近代历史上中法两国民族觉醒内涵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并运用“远因—近因”的思路分析中国民族觉醒内涵独特性的历史原因。
材料一 在专制王权下的法国，国王曾自视为民族的代表，路易十四声称“朕即国家”“朕即民族”。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主权，抨击君主专制，阐述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思想：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国王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相反，一个国王若无国民则不存在，更不必说治理国家了，甚至表示“专制之下无祖国”。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认为法兰西民族的成员不仅居住在同一地域、使用相同的语言，而且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全体法国人组成法兰西民族。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民族诞生和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法国大革命对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促进作用。
材料二 在拿破仑帝国终结之后，19世纪的欧洲发现自己面对着在上一个世纪中由孟德斯鸠和卢梭理论化了的两种宪法模式：英国模式和法国革命的模式。前者，英国模式，具有自由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倾向，人们确认它是来源于日耳曼的，但实际上，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包含了不少罗马宪法的原则；后者，即法国模式，具有民主的倾向，与共和制的罗马宪法有更直接的联系。当然，这一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喜欢第一种模式。
——摘编自阿尔多·贝特鲁奇《罗马宪法与欧洲现代宪政》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英法政体的模式，并结合所学归纳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核心主张。
材料一：所谓“启蒙理性”实际上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或者说启蒙运动所依据的理性实际上有两种，而这两种理性，不是别的，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是伏尔泰们所尊奉的科学理性，后者则是卢梭们所钟爱的人文或人本理性。人文或人本理性由于受本土思维传统、精神气候的影响，也还是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
——摘编自高毅《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紧张》
材料二：十八世纪的启蒙哲人们无比乐观地表达了这种信念：人们能够用理性的力量穿透复杂的自然之中，认识自然规律，揭示自然的奥秘，以求改造和利用自然……因此，在这批哲学家看来，理性的批判决不应仅限于纯思辨的哲学领域，而应扩展到宗教、政治、社会等一切领域，于是他们高举起理性的旗帜，要用理性来批判一切，找判一切，重构一切。
——摘编自李宏图《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装运动》
材料三：人凭借理性对自然的统治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人与人的关系也走向异化。更令人震惊的是，高度发达的理性技长竟被用来实现最大规模的最不人道的非理性目的。理性竟然在“合理性”的追求中走向非理性。
——韩秋红、庞立生《理性批判与人的启蒙》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两种理性”的不同内涵。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启蒙理性”出现的主要因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十八世纪人们将“理性的批列”运用在政治、宗教和科技领域的主要表现。
（3）结合所学知识，从工业革命影响的角度指出材料三中“理性竟然在‘合理性的追求中走向非理性”的表现。综上所述，我们应如何正确看待“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