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公民应具有“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具有智慧之德的人担任统治者，负责治理国家；具有勇敢之德的人担当卫国者；具有节制之德的人从事生产。智慧是最高的德性,节制是最低的德性,勇敢居中。这三种人各具其德、各守其责，国家就具备了正义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公民有修身、修政的道德责任。

欧洲中世纪，“君权神授”的国王享有世俗权利，臣民对国王是依附和从属关系。基督教神学的奠基者圣·奥古斯丁在四主德的基础上,提出爱上帝是一切美德之源。基督教还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爱一切人”，并通过一系列戒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将忏悔、祈祷、诵经等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

18世纪，孟德斯鸠提出：品德“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的品德”，这种政治品德就是爱祖国、爱平等、爱法律，这种爱是民主国家特有的，只有民主国家，政府才由每个公民负责。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道德学的唯一目标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物质生产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促进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幸福。他强调人的本性是自由活动，坚信公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将会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

2 . 材料：“体育”最初产生起自于“教育”一词，是教育体系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城邦为争夺领地兵戎相见，军事训练促进了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发展，角力、体操等曾被列为教育内容，促进了古代奥运会的产生。

15世纪以后，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以及平等观念的提出，开启了普及教育的大门。1762年，卢梭在法国出版了《爱弥尔》一书，他使用“体育”一词来描述对爱弥尔进行身体的养护、培养和训练等身体教育过程。

18世纪以后，生产力巨大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发展，现代竞技运动的公平原则和规则精神确立。

19世纪中叶，清政府在兴办的“洋学堂”中设置了“体操课”。学校体育的内容也从单一的体操向多元化发展，课堂上出现了篮球、田径、足球等。20世纪初，我国大批留学生东渡去日本求学，“体育”一词引进到中国。

二战后，全球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大众娱乐休闲产业日益发展，现代体育成为时尚性的大众消费文化。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重大契机，中国政府加大投入，大力推动全民健身活动，人民群众体质不断提高。

在西方，“英雄”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文学作品，意为“保护者”或“防卫者”，指介于神和人之间的“半神”，拥有神的血统或被赋予一定的神性。他们大多是战争中英勇无畏的战士，例如《荷马史诗》歌颂的英雄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既拥有凡人之躯，又具备某些超自然的神性。

到了中世纪，英雄变成了提倡宗教道德和禁欲主义的基督教圣徒、殉教者。此外，欧洲四大英雄史诗《罗兰之歌》《熙德之歌》《伊戈尔远征记》《尼伯龙根之歌》皆大力赞颂封建贵族英雄，弘扬其忠诚、勇敢等品质。

1840年，英国史学家兼文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伦敦做了轰动一时的“英雄崇拜”演讲。他宣称，人类既往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伟人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人物，广义而言是开创者。他列出了六类英雄及代表人物（见下表），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品质，如英雄气概、独创精神、高尚品德等。卡莱尔以此控诉当时社会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批判制度的腐败，希望再次出现巨人般的英雄。

古代雅典学者普罗泰格拉在《论诸神》中说：“关于诸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他被控犯有渎神罪，被迫逃离雅典。

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作品均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已出现一些新特点，如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后人评论这幅画时说：“圣母好像在说：‘请你们抱去吧，他不是我的。’但同时又把他紧贴在怀里，好像如果可能，她就带着他逃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用自己的奶来喂养这个并非‘救世主’，而是自己儿子的普通婴儿。”

启蒙运动中，大多数思想家反对各种宗教偏执行为，认为教会散布的蒙昧主义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愚昧和宗教狂热。有人甚至主张无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