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孔子的哲学，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它不同于欧洲盛行的“神示宗教”，而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中国政府在伏尔泰心中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不管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赞扬，还是卢梭对中国的批判，又或者是孟德斯鸠对中国态度的有褒有贬，启蒙思想家都把与自身文化相异但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化，当作构建自家思想学说的精神参照。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先后发表《法国游记》《法国大革命史》，与近代中国的国情进行比较。1903年，国内至少有六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著。同时，《人权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译文介绍也竞相出现。文艺界还创作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小说、杂剧、诗歌。1906年，同盟会发动萍浏醴起义，有人称之“易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法人风潮能及全欧，中国风潮之及全球也必矣”。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公民应具有“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具有智慧之德的人担任统治者，负责治理国家；具有勇敢之德的人担当卫国者；具有节制之德的人从事生产。智慧是最高的德性,节制是最低的德性,勇敢居中。这三种人各具其德、各守其责，国家就具备了正义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公民有修身、修政的道德责任。

欧洲中世纪，“君权神授”的国王享有世俗权利，臣民对国王是依附和从属关系。基督教神学的奠基者圣·奥古斯丁在四主德的基础上,提出爱上帝是一切美德之源。基督教还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爱一切人”，并通过一系列戒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将忏悔、祈祷、诵经等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

18世纪，孟德斯鸠提出：品德“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的品德”，这种政治品德就是爱祖国、爱平等、爱法律，这种爱是民主国家特有的，只有民主国家，政府才由每个公民负责。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道德学的唯一目标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物质生产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促进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幸福。他强调人的本性是自由活动，坚信公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将会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