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子·尽心章句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荀子·王制篇》：“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韩非子·有度》：“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材料二 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被迫承认公民大会制定法典的决议，设置法典编纂委员10人，几年后制定了《十二铜表法》，体现了古罗马的治国思想。《十二铜表法》第九表规定：“不得为任何个人的利益，制定特别的法律。任何人非经审判，不得处死刑。”第十一表规定：“禁止平民和贵族通婚。”
材料三 法国学者维吉尔·皮诺在《中国及其哲学思想在法国的形成》中指出：“如果不是思想发生动摇，人们就不会接受外国的影响。”正因为这样长期积累起来的对现状的不满，才使法国的人们开始另辟蹊径，想从远隔重洋的中国国家治理上得到某种启示。其中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专制君主比较有节制，承认传教士和伏尔泰交口称赞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设置谏官，具有限制暴政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合材料二，归纳中国先秦与古罗马治国理政思想的相似点。
（2）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评析“法国一些思想家推崇中国国家治理”这一现象。
材料 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注意力的焦点由那些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的重建，转到了设法结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所忍受的贫穷、愚昧和不公正，至今已近五十年了。
可是，当我们走进新世纪的时候，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跨越到第一世界，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依然远远落后。当人们看出，解决不发达问题之难超出了发展问题专家们当初的料想时，有两种解释开始在穷国的大学和政界以及富国的大学里占主导地位，这就是殖民主义论和依附论。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在国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它们的不发达状态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解释。有些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国家，已独立一百来年而仍被称作“第三世界”。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是造成它们对列强的“依附”，这种“依附”论认为“周边”的穷国受到“中心”的资本主义富国的欺压。无论是殖民主义论还是依附论，今天都没有多少人相信了。现在一些学者、政治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文化研究有了复兴。有人提出了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的范式。
——摘编自（美）塞谬尔·亨廷顿等《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结合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欧洲史学的转变
18和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8世纪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哲学式历史学”的史学编纂在空间上越出传统地域，开始把西方人目力所及的东亚和大洋彼岸、中南非洲等囊括到世界史体系之中，从而产生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伏尔泰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说：“我们应当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精神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艺术和祖国的事件。”
19世纪，欧洲史学领域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变成一门自主的学科。很多史学家强调必须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各个民族，认为任何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他们相继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大型史料集，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同时，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历史，1850年，斯坦因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
——摘编自刘耀春《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进行评述。
材料一 这样的结论就是主张以法律为治了；建立（轮番）制度就是法律。那么，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人民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服从恶法。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民应该拥有统治自己的权利，“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可是，他马上意识到在一个大国中实际操作的困难。又提出，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现应该是选举人民自己的代表。从“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到建立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是其理论中最具智慧的表述。他把自由分为“政治的自由”和“哲学上的自由”。特别强调自由是“可以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说或禁止写的东西”，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认为有效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政治自由和生命安全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摘编自李宏图主编《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论》
(1)概括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的“法治”主张。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孟德斯鸠的观点。
材料 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在近代欧洲社会中的重塑、昭显和外化，引致了人际间交往和交换中的契约关系的普遍化，……这无疑促进了正式法律制度的型构与发展……从这个视角来看，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自主、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是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制序化，尤其是从习俗和惯例的规则向法律制度的过渡，从而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内在力量。
只有在西方社会中源远流长的个人主义文化氛围中，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当代欧美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体制。具体说来，只有社会是由已经个体化且富有各自自主独立性的“人格”所构成时，才会生发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西方社会中的民主体制以及作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保障机制的私有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
——摘编自韦森《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概括指出材料中作者的任一观点（不得摘抄材料原文），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作者的观点进行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