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希腊斯多葛学派（斯多亚学派）关于普遍人性和普世性的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产生巨大影响。罗马的法律体系里普遍包含着当地的习惯法，即便在公元212年所有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自由民都被赋予公民权之后，也依然如此。帝国境内的法官除了援引成文法，还享有遵循并建立判例的权力。通过几个世纪的实践，他们创造出一套浩瀚无边、既系统又灵活的法典，架构出大多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法律体系的主干与分支。

——引自【美】乔纳森·戴利《现代西方的兴起》

材料一   西塞罗突破了城邦时代人与奴隶、公民与非公民、本邦人与外邦人之间的界限，提出了所有人平等的思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张扬了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意识，人文主义者还大力提倡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德育内容，如勤勉、守信、坚忍、自制、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等，从而为近代意义上公民的诞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作为公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7、18世纪的公民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古希腊罗马的公民理论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17、18世纪的公民还在范围和数量上得到了拓展：公民身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法律规定只要是国家的居民，不论等级、家庭出身和财产多寡，原则上都是公民；在近代国家中，公民是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公民有权推翻破坏契约的政府；从公民及公民权利发展的动力源来看，主要是通过社会运动和革命战争的形式，使公民及其权利的范围得到了扩展，如英、法、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使原来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获得了资产阶级国家公民的身份。

——摘编自张博颖等《西方公民观和公民道德观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与西方思想启蒙明显不同，从文字阐述到政治实践西方的思想启蒙一直把人的价值（文艺复兴）人的自由权力（启蒙运动）作为基本起始点，而且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权力也是西方思想启蒙的一般归宿。而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长期以来偏离了这个方向，人的价值、人的权力始终没有成为思想启蒙的起点和归途。

——《五四：未完成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