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伏尔泰认为，国家的法律应该充分体现和保护公民自由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财产私有权。财产私有权是人在自然状态下就拥有的一种天赋权利，保护公民的财产私有权，会促进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富裕和繁荣。伏尔泰写道：“自由和财产是英国人伟大的理性声音……是自然的呼声……地产的所有者种植自己的世袭土地比种植他人的土地要好。”但卢梭却认为，私有制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他并不是永恒的。“当他们仅从事一个人能单独操作的工作和不需要许多人协助的手艺的时候，他们还都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由交往的快乐。但是，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具有两个人的粮食的好处，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
——摘编自宋全成《欧洲启蒙思想中的两大派别之比较—以自由平等观为例》
材料二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私有财产权利能实现保护个体权利的重任。然而，财产所有者毕竟不是社会的全部。作为人类的一员，贫乏者本该享受自然的馈赠，如今在私有财产权利的法权限制下却无法获取正常生存所需。劳动创造了私有财产，但对于弱者来说，劳动成为奴役的工具。劳动能为财产所有者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他们用这些他人劳动创造出的数量更大的财富稳固实现对劳动者的奴役。个体不是生活在孤立的现实中，仅仅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扩展源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并最终作用于个体，使其停滞不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扩张源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如若将人类的共同体打散成孤立的原子，这样缺乏交往的状态只会带来固守与蒙昧。
——摘编自吴杰《近代西方私有财产权利观念的考察与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伏尔泰和卢梭对私有财产拥有不同看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国家私有财产权存在的缺陷及结果。
材料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年——178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和作家。平民出身的他先后在朗格勒和巴黎的耶稣会学校读书。他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但没有接受舅父的神甫职务。174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录》被法院查禁，后来又因反对宗教的言论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决心通过对《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掀起一场人类精神上的革命。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极为广泛，其中有文学家、医师、工程师、旅行家、航海家和军事家等，几乎包括各个知识领域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切杰出的代表人物。
《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从1751年开始，至1772年完成，历时二十年。期间曾两度遭到当局勒令中辍，有的人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流亡国外，狄德罗坚持工作，直到该书完成。
——摘编自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述狄德罗的主要贡献。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狄德罗做出贡献的条件。
材料一 颜元（1635—1704）是中国古代比较重视体育的教育家。他猛烈批判程朱理学束缚下的传统教育,认为理学是“主静”的教育,损害人体健康,使活泼的红面少年变成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博学多闻、掌握治国理财真实本领的同时,还要有健壮的身体。他认为“射、御”教育是对学生形体的锻炼,将其作为必修课。颜元深挖体育教育的价值，提出体育教育可以“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神智”。难能可贵的是，颜元把强身与强国联系起来,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但他的体育教育思想在当时影响有限。
—摘编自何叙《颜元的体育教育思想》等
材料二 面对社会败坏,卢梭希望朝人类原初时期，以自然状态为标准开展体育教育活动。为此他选择设定乡村作为儿童成长环境,因为自然环境更接近自然状态。他将“身体—感官教育”作为儿童教育重点，强调教育者必须注重儿童身体锻炼,主张遵循儿童自然天赋和自然意志训练官能。站在社会意义视角，卢梭认为体育教育要磨炼人的意志品格,以此抵制过剩体力带来的妄动,抵御欲念的无限发展,最大程度上保持人类在“生理”与“道德”上的孤独，成为身心健全的人。这对于西方近代体育、体育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永金、陆小聪《扭曲的身体与自然的体育—卢梭体育教育观的整体面向》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指出二者体育教育思想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者社会影响呈现显著差异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如何促进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材料一 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伏尔泰对中国科举制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看待科举制度的正确态度。
材料一 黄宗羲的启蒙思想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转型中是起了实际作用的。梁启超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孙中山曾把《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制成小册子,作为兴中会的革命宣传品随身携带散发,并赠给了日本友人南方雄楠。
——摘编自李存山《对中国文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材料二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为了使这项社会契约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它就不言而喻地包含有这样一个约定,即:只有
它才能使其他约定具有效力;谁拒不服从公意,整个共同体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没有这一条件,任何社会约定都将是荒谬的,暴政的,而且会遭到严重的滥用。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法国革命....它比那些较早的大变动引起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并影响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区。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民众的充分觉醒。.....为什么这一巨变会发生在法国呢?其根本原因是:启蒙运动的故乡法国,直到拿破仑登台后才由一个开明专制的君主统治。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宗羲的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
(2)拿破仑曾说过:“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的理解。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唯物史观解释进步思想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材料一 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之后，特别是17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深入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敏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各地的信息资料带回了欧洲，使西方人了解到不仅欧洲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地球上其他民族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和种种神学，以此为开端的科学革命乃至牛顿三大定律的提出，拓宽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伏尔泰提出了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从而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放在了应有的位置。伏尔泰的史学观批判地继承了笛卡儿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唯理主义。伏尔泰举起理性主义大旗，并使理性主义成为他的文化史观萌生的哲学基础。此外，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进一步把视野投向整个世界，勾勒了作为整体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生活图景。
——摘编自刘明《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管窥-以《路易十四时代》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和伏尔泰史学思想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出现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顾炎武和伏尔泰对史学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维多利诺、伊拉斯谟、蒙田等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提倡者，他们认为在培养儿童的过程中要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强调发展人的智慧，并提出了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维多利诺创办了“快乐之家”，他认为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一定要重视环境的陶冶作用：学生只有在优美的环境和愉悦的气氛中学习，身心才能和谐发展。伊拉斯谟反对宗教的“原罪说”，认为儿童不是生而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经过教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是理性使其成为人。蒙田要求在对儿童施行教育时，首先应该重视体育，此外，他还强调儿童要在父母的关爱下愉快、自由的成长。
材料二 卢梭在《爱弥儿》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儿童教育思想：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尊重儿童的天性，启发诱导儿童的发展；学习实用知识；培养儿童的兴趣；重视劳动，强调手脑并用；锻炼身体，训练感官。卢梭的幼儿教育思想是新旧教育理念的分水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充分提高了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其儿童本位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儿童的教育。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潘祺蓉、陶志琼《西方和谐儿童教育观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归纳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教育家儿童教育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卢梭儿童教育思想的意义。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拔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因为经济富裕和时间充足，经常去各国游历，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1731年，他回国后开始整理自己搜集的资料，进行写作，在1748年出版了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他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多方面研究法的精神，强调法律应当与政体相适应，在专制政体下，人们是没有自由的。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还提出了权力分立的理论。他认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要想相互制约，需要有一些制度上的安排。首先，司法权不应该设为永久的。其次，立法机关可以在国家危难时授权行政机关逮捕有犯罪嫌疑的公民。最后，行政可以通过反对权来参与立法。他对三权分立的表述比洛克提出的更完善，把它推到了更高的层次。因此，书中的思想理论不仅指导了十八世纪欧美的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为各国资产阶级建立各种法律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宋海凤《浅析<论法的精神>的主要内容及其启示》
材料二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极具变革意义的一个关键时期。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由武装斗争转变为哲学思想上的批判，这一转变使得黄宗羲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最终著成了《明夷待访录》。书中的内容虽少，但是却涉及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军事建设、法律制度等诸多方面。他批判一切封建专制君主，民主贯穿全书，描绘了一幅批判封建旧制度，构建民主新制度的宏伟蓝图。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民主启蒙思想意义的著作，书中阐释的民主思想对我国近代的维新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高帅奇《从<明夷待访录>看明清民主思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孟德斯鸠与黄宗羲作为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论法的精神》与《明夷待访录》产生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影响著作撰写的因素。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