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