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生物进化论到社会进化论自“文艺复兴运动”起，欧洲开始独步世界文明的前列；“发现新大陆”后，更开始了世界性的扩张，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列强挟工业革命唤起的强大威力，基本上实现了对全球的统治。在那个时代，“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这样一些思想，很合乎欧洲人的胃口。于是，达尔文认为仅适用于生物界的“进化论”，被“误读”为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达尔文主义”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19世纪后期严复被派遣到英国留学。从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来到一个充满竞争精神的国度，加上欧洲社会的公共传媒与社会舆论弥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浸染，使严复对欧洲文明的认知和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不能不受影响。他认为：中国应当向欧洲学习的东西，比“坚船利炮”和工业科技以及自然科学更重要也更为根本的，是欧洲的“人文典章”。严复把《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为《天演论》之后，“进化论”适合于“生物界”的思想与内容被完全略去，这样，“进化论”就成为专门适合于“人类社会”的理论了。

——（据纪坡民《“误译”和“误读”，把“伦理学”丢了——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到严复的〈天演论〉》整理）

材料二   马戛尔尼来华的信息传递

——（据陈雍、熊燕军《信息传递与中国传统官僚的政治心理——以马戛尔尼访华为中心》）

西学东渐是表述西方文明输入中国的裁略语。其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艰难探索和吸收过程，大大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材料三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刺激，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历史产生兴趣。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早期有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莫维廉的《大英国志》，这些译著也影响到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研究，如魏源的《海国图志》、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但历史学本身的转变，则要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史学影响，主张为国家国民社会而非朝廷的新史学。西方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史学，也在此时传入，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影响到史学界。到了民国初期，这些史学思潮逐渐落实于史学界，史学家们开始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方式撰写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学逐渐形成。

中国传统史观是一元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是静态的，是以古代为尊的。但受到西方新的历史知识的影响，不得不承认西方亦有一自成系统的文明，甚至如古埃及年代更早于中国。而进化观念的传入，根本上改变历史时间的观念，由静态变为动态，由视古代为最理想的社会，逐渐接受文明逐渐进步的想法。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