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一般来说，当帝国的权利来自一个人时，它便软弱；而当它来自千百万人民时那么强大……假如学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关怀民族的危机，那么如此的人民将是聪明的，否则是愚昧的。”这种观点的最早倡导者应该是

A．鸦片战争中的新思想的代表	B．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
C．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	D．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代表

3 . 阅读下列有关中国和古罗马的法律的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 罗马法思想则以自然法为核心理论。……正如西塞罗所言：“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理性；它适用于所有人且不变而永恒，……对于真正的法律，其神圣性不可能被贬低，其合法性不可能被扭曲，其效力不可能被废止。”古罗马法学家将自然法称作自然的理性、普遍适用和永恒不变的正义，各国成文法的准则和依据。

材料二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礼为灵魂，若失去了礼的指导，法不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会成为危害天下的“虐法”。礼治具有以下特点：强调法律的从属地位，依靠礼的实施，耐心细致地教化，以理服人；强调人情是法律的核心，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当人情、道德与法律相抵触时，永恒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可变的只是法律；强调执法的目的在于消除法律，“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依重教育，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强调法律实施的最佳途径是“人治”，认为在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

——以上均摘自《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的差异》

材料三 梁启超将中国专制归结为历史传统，有先秦“封建制度之渐革”。导致封建衰而专制起；也因秦汉以降“贵族政治之消灭”，历代社会等级间虽有流动，但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很薄弱；此外，“权臣’被“次第摧毁”，相权逐渐沦为帝王的“留声机”与“写字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何以尊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立法权如果操于一人，必立有利于一人的专制之法；立法权如果操于众人，则所立之法必然是有利于众人的民主之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四 “法制”就是法律制度，而“法治”即法的统治（Rule of Law），法律至上，标志着民主政治。“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和保障；应当把法律看成是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用来规范自己行为、保障自己权益的社会公约，是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工具，它具有至上的权威。

——童光政《二十世纪中国法制文明的演进》

根据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罗马法的特点，并分析该特点有何积极进步的意义？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几大重要特色，并分析该特色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3）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材料三中梁启超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的理由。
（4）归纳材料三、四的共同观点。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成就说明材料四的观点。

4 . 著名国画家傅抱石指出：包括康有为的国画改良观和陈独秀的“美术革命”论在内，在将传统文化与封建专制绑架在一起的20世纪初的文化界，无论哪种观点都离不开“抑中扬西”和倡导写实。当时这种对国画的革新要求反映出

A．维新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主流

B．思想文化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要求

C．传统艺术的衰落是必然趋势

D．弘扬国粹以增强民族精神的理想

5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清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刘鸿锡在和日本特使谈到中日两国民众抗税偷税严重时说，英国是“无代表权不纳税”，纳税人通过议会掌握着国家政权，税收怎么用他们能做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英国人不抗税。中日两国百姓没有权力，自然就不愿意交税。根据这则史料，下列认识正确的是

A．刘鸿锡对英国政治制度缺乏深刻认识

B．刘鸿锡闭目塞听，误以为日本也没有议会

C．刘鸿锡对近代政治制度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D．刘鸿锡与日本特使对话时日本还没有开始明治维新

6 . 著名买办郑观应认为面对通商以来外国的侵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唐廷枢脱离怡和洋行加入轮船招商局后，想方设法“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这反映了

A．买办是西方侵略中国的工具

B．民族意识被引入经济发展之中

C．洋务运动强调学习资本主义

D．实业救国已成为社会主流思潮

7 . 世界文明历经长期的封闭隔绝，在近代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冲击下，东西方文化不断产生碰撞与交融，从而走向新的“解放”。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7世纪）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尤为启蒙思想家们所瞩目。几乎所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都接触过有关中国的材料，并在他们的著作中谈论过中国。伏尔泰更以“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的赞语，评价他所向往的东方文明，他认为如果真要寻找最有理性的人，那就非中国人莫属。……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康熙乾隆：他们借助天象观察记录辨析中国史籍的真伪，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推断伏羲氏为中国的第一位君主。在哲学方面，他们在悉心研究儒家学说的同时，对老子的思想也有所探索。在政治法律方面，他们从历史和现状考察了中国的政体、官制、司法制度，以及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在经济方面，他们注意到中国历代的重农思想和土地、地租、赋税、商业等问题。在科学技术方面，他们既盛赞中国古代的天文、数学以及火药的发明等突出的成就，也致力于探讨中国的科学技术当时已渐趋落后的原因。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们介绍了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和绘画，研究中国的文字和语法。总之，中国的一切都引起他们的兴趣，为他们所关心。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材料二 西方文化的扩张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及其经济体系的形成，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殖民扩张而展开的。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新航路之后，西方对外长达近四百年之久的殖民扩张，不仅是对非欧民族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经济控制，而且体现在与此目的相适应而持续进行的文化渗透。西方资本主义商业——工业文明对处在工业世界外围的大边缘带的冲击，一方面，导致了广大非欧民族原有的社会秩序由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被强制性地逐步向工业文明转变；另一方面，也由此促使了非欧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不断碰撞、交融和整合的基础上，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向近代化的转型。

——摘自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

（1）依据材料一，结合时代背景，概括法国启蒙思想家对古代“中国的一切”都产生“兴趣”的原因，并由此推断启蒙思想家研究中国文化的侧重点。
（2）提炼材料二作者的核心观点，结合中国近代前期有关史实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