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启蒙与救亡是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借助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制度作为富强救国的一种工具。五四后期，启蒙运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救亡的主体由原来的知识阶层转向革命知识分子领导下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广大民众参与革命并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革命后建立的新中国成为个人自由、解放和幸福的政治条件。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材料二   1868年，日本明治新政权建立，但国内封建关系没受到根本性冲击，政治局面还不稳定，殖民地化的威胁依然存在。因此，明治新政府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口号，为适应这一要求，日本近代思想启蒙开展起来了。明治14年是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一年，也是启蒙思想家发生思想彻底转变的一年。福泽谕吉开始鼓吹“内安外竟”，颂扬和鼓吹对外侵略，进而抛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鼓吹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走向了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

——摘编自崔世广《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特点》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塞罗突破了城邦时代人与奴隶、公民与非公民、本邦人与外邦人之间的界限，提出了所有人平等的思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张扬了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意识，人文主义者还大力提倡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德育内容，如勤勉、守信、坚忍、自制、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等，从而为近代意义上公民的诞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作为公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7、18世纪的公民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古希腊罗马的公民理论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17、18世纪的公民还在范围和数量上得到了拓展：公民身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法律规定只要是国家的居民，不论等级、家庭出身和财产多寡，原则上都是公民；在近代国家中，公民是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公民有权推翻破坏契约的政府；从公民及公民权利发展的动力源来看，主要是通过社会运动和革命战争的形式，使公民及其权利的范围得到了扩展，如英、法、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使原来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获得了资产阶级国家公民的身份。

——摘编自张博颖等《西方公民观和公民道德观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在1914年的日记里，胡适批评道：“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后来，他陆续以嘲讽口气写下了《差不多先生传》《麻将》，希望找出国人“日用不知”的各种毛病，引起对“旧的文学、政治、伦理”的警惕。此外，胡适还指出：“今日的贫民社会……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在《我的信仰》中胡适则表示：“人生最神圣的责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所谓“思想得好”，就是不依傍、不盲从。而1919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胡适又提出，国民意识中当包含一个新态度，就是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注：胡适留美时导师杜威的主张）的“评判的评判”。从“五四”前后到1932年的十几年间，胡适一直在大声疾呼“科学”，强调只有用科学的精神教育国民，国家才能强大。

——摘编自朱承《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近代公民观的内涵，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胡适新国民观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