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众多知识青年所仰慕。毛泽东称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但是，到大革命后期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对陈独秀的批评日益激烈，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他。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对陈独秀的评价，基本内容都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文化热”的影响，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价陈独秀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苏联解体后关于共产国际的档案开始陆续开放。从1997年开始，这套档案涉及中国大革命的部分被翻译并出版推动了对陈独秀的相关研究。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官方史书放弃使用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说法。至此,从学界到官方，进而到民间，陈独秀的正面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了。

——摘编自张红《陈独秀评价之变迁》

材料一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历程的两个重要阶段，不应该将两者割裂开来，而是要放在整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方面去研读，我们会发现，任何事物都没有我们后来人认为的、想当然的那么简单，对于建立民主政治的尝试，最初的维新派还是尝试着很婉转地宣传，当然这样微弱的声音，可想而知听者乏人，经历这次宪政尝试的失败后，革命党人倒是更加大胆，因为对清廷已经不抱希望了，这样倒来得更加快绝，当然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也更加广泛，影响力也是空前的。

——摘编自斐民《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简史》

材料二   政治革命的成功，毕竟是要靠人来参与和完成的，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之所以会失败，问题就出在人的身上，了解民主的人太少了，对民主感兴趣并支持的人太少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得有个推介的过程，让国民认识到它的精妙之处，让人民认识到民主比专制更先进，更符合社会，更能维护自身权利，这是一项浩大艰巨但又可以治愈中国历史积淀而成的顽疾的必然举措。这样看来，陈独秀、李大钊的功绩并不亚于康有为、孙中山这些政治家。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一   唐朝中期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是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危机所激发出的文人强烈的忧患和改革意识的产物。其主张一是文体的革新，即摒弃六朝以来流行的华而不实的骈文，在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二是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提出“词必已出”和“文从字顺”，并借此昌明儒家之道，攘斥佛教。北宋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统治危机，更为重视文以载道这个重要的理念，文章的议论成分、政治教化功能进一步增加。这种载道的古文在此后一千年间占据正统地位。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全面冲击的产物。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们指出：“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所以，新文学革命是语言和思想同时操作，且更偏重思想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的新道德以尊重个性权利、维护个人权益，并要求文学表现“个人的解放”，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摘编自祁志祥《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五四”文学的复合审美追求》

材料一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放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律法的时代。中国的儒生崇拜个唯一的上帝,但却听任人民受和尚迷信行为的蛊惑。他们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官员们认为人民可以信奉跟国教不同的宗教,就像食用一种比较粗糙的食物那样。他们容忍僧侣的存在,但加以遏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从事僧侣这一职业的人都有很大的权力。确实,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奖赏,中国人不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与一切开化的伟大民族之间的这一差别是惊人的。虽然地献之说有用,但中国的政府都从不采纳,他们只满足于鼓励人们虔诚放天和为人正直。

——摘自伏尔泰《风俗论》

材料二辛亥革命后,一些目光敏锐、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尚不足以救治中国,原因在于多数国人思想守旧、迷信盲从,无独立性,无自觉心,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人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与封建政治、奴隶政治没有两样。因此,若想保住共和制度、实现真正的民主,应该首先培养国民的自觉、自动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宣传现代文明意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观念。……对于儒家本身所批判的也主要是其中的纲常礼教观念,至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语,勤、俭、廉、洁、诚、信等价值观念,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等仍常为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借用。他们的潜意识里存在着道德价值取向,借思想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取向等。

一一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