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心中认为是错误的，即便是孔子的言论，我也不敢说它是正确的，何况哪些比不上孔子的人呢？”“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良知致人于平等，亦即使之得自由。盖人求得心，则一切外在之标准悉丧失其威权，而言语行为皆纯由个人自决”。

——摘编自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二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谁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摘编自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

材料一   “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胡绳武、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丰碑—辛亥革命》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很有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树立，使中国社会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着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由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论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春秋时，孔于对西周礼乐文明进行多方面阐述，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战国时，一大批思想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成为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儒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魏晋玄学，唐朝佛学繁荣，传统儒学受到挑战，也促进了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到了宋代，儒佛道学说相互渗透，形成吸收佛道思想阐释儒学的新学派——理学，宋元时期，科技、史学、文化、艺术高度繁荣。明清之际，个性解放的思想出现，清初，君主专制高度发展文字狱愈演愈烈，禁锢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揪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国民性的改造归根到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其根本之点就在于重视“人的价值”，树立“独立人格”，为此，他们喊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吃人礼教”，提出要“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中国文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材料二：“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许多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向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认为，共和制度所以得不到巩固，中国的状况依然是那样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束缚着，缺乏民主与科学的觉悟。

材料二   陈独秀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李大钊针对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马尚斌《中国近代史教程》

材料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国民性的改造归根到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其根本之点就在于重视“人的价值”、树立“独立人格”。为此，他们喊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吃人礼教”，提出要“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中国文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思想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

材料二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但形式主义的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材料三

材料一　(北京)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摘编自鲁迅《致许寿裳》

材料二　《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里高兴。(他们有许多很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新潮》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还是毒重的好。——但蛇自己不肯被打，也自然不消说得。

——摘编自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材料一   “八九年间，又有人创新文学之论，谓著书宜即用现在的口语。于是白话文大为风行。此事于教育亦是很有利的。但其功用还不止此。因为文学思想，本是人人所同具。但是向来民众所怀抱的感想，因限于工具，无从发表，而埋没掉的很多。从白话文风行以来，此弊亦可渐渐革除了。”

——吕思勉《中国史》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白话文成为时尚，部分教科书改为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白话文用民众通行的语言讲述新时代的思想，代表着进步和未来，是新文化的标志。大量白话文教科书的产生，是民国时期教科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学者们还编写了很多书信，如1920年的《白话书信》，就展现了国民新的伦理精神和规范，包括男女（同学）平等、婚恋自由、个人主义等等。

——摘编自靳志朋《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