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治驰道”，全国逐步形成以驰道为主干的陆路交通网络。秦汉驰道中央三丈之地，“惟皇帝得行，树之以为界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在秦汉帝国的交通生活中，因为“道路相高”往往导致“喧竞”“冲突”，“贱避贵”就成为维护交通秩序的主要原则，违者将处罚金甚至笞刑。以后历代皆沿袭这一规制，并进一步发展为“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的传统。汉代主要交通干线的规划、施工和管理，往往由朝廷决策。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汉顺帝延光四年（126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而诸如交通道路的修筑、管理和养护，则由地方行政长官直接负责。《史记》记载：“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居延汉简也可见“戍卒”兼任“车父”的情形，这里的“车父”当大致与主要以转输为职任的“漕卒”“委输棹卒”身份相近。

——摘编自王子今《中国古代交通系统的特征——以秦汉文物资料为中心》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巩固国防、繁荣经济文化、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前提。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干线公路和县乡公路的新建、改建和重点水运工程建设。公路战线的职工们牢记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誓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建成了川藏、天山等工程艰巨的重大战略公路。铁路战线也广泛开展毛泽东“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办路宗旨教育，树立主人翁意识，仅“一五”计划期间就新建了宝成、鹰厦等33条铁路，新建、修复铁路线一万多公里。毛泽东认为兴办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中央和地方群策群力，同时力求做到统筹兼顾、科学决策。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为解决交通建设人才短缺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铁道部等“自己要办学校”，并亲自为“北方交通大学”题写校名，任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担任该校校长。

——摘编自王戎《毛泽东新中国交通建设思想探析》

材料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面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同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党的理论.实现不断创新,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