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于谦，明景帝统治时期的当权重臣。土木之变后，于谦坚决主战，加强防御，使明朝转危为安。1450年，大同参将许贵上疏主张与瓦剌讲和。于谦指出“和不足恃”，主张“选将练兵，养威蓄锐。贼若来侵，则相机而剿杀”。他告诫边将：“中国之驭夷狄，不论彼之强弱，顾我备之有无。”在防备瓦剌当中，于谦重点加强北京附近关隘的防守，放弃明初设置的东胜诸卫，使大同、宣府等关孤悬塞外。在严密防范的同时，于谦也主张对瓦剌采取适当的怀柔政策，“振之以兵威，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恢复与瓦剌的通贡互市。1449年，贵州苗族起义。于谦派遣吏部尚书何文渊前往贵州宣布“朝廷恩威，赏劳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宁息，另行计议”。1456年，湖广武冈州苗民起义，于谦即令右都御史王来等“调度官军，设法剿捕”，“不许顾望迁延，致贻害一方之患”。

材料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据殷商墟|、辞中记载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人丁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益枯竭，为了解决危机，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使身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节选自《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

材料   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病死于榆木川。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朱高炽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仁宗——上台，施行“恤民之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宣德时，阁臣已获得票拟权，开始直接参预处理国家政事，阁权已相当于相权。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这也成为仁宣两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个辅助措施。仁宗时，还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靼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尽管仁宗在位时间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以致后代史学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仁宣之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4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张居正柄政后，鉴于一条鞭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主张“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即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不强求一律，他还接受大多数人的看法，认为一条鞭法比较适合南方地区，“在南方颇便”。随着一条鞭法在局部地区的推广和成功，张居正越来越相信一条鞭法利多弊少，南北皆宜，值得全面推广。尽管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没有颁布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政令，但由于他的态度明显是支持一条鞭法的，因而各地方官员纷纷推行，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左右一条鞭法已推及全国。

——摘编自《张居正的改革与“一条鞭法”的推行》

材料二一条鞭法以简化赋役征发的项目和手续为基本原则，规定各州县以白银为单位通算每年的正、杂役费用，得出一个“役银”数目，然后“量地计丁”，即按照丁、粮两项标准将其分摊到每家每户头上，每粮一石征银若干，丁一人征银若干，最终与该户的田赋（亦折银）合并征收。

——摘编自范树青等《江右商帮兴起的制度成因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条鞭法推及全国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条鞭法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