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万历元年（1573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再者，地方抚按负责二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万历二年（1574年）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将府部以下知府以上所有官员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以便神宗皇帝朝夕省览。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同时，张居正发现，“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

——据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4 . 材料：最早对江南地区官田税赋进行改革的是周忱。明宣德五年九月，大学士杨荣推荐周忱以户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周忱从解决税粮在征收、贮藏、运输中的一系列问题着手，针对粮长在征收田赋时常私造大斛，大斗进，小斗出，他“请敕工部颁铁斛，下诸县准式”，并设《纲运文薄》登记支拨起运数目，《纲运文薄》开列运输途中的应开支项目，以备核查，遇止了税粮在贮藏、运输过程中粮长自盗行为的发生。当时，在税粮被征收时，势豪大户只供正额，不交加耗，结果耗米全部由普通百姓交纳。周忱于宣德八年奏行《加耗折征例》：田赋征收的耗米须依据上一年耗米支出的盈亏数额来确定，每年多寡不一，“每正粮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严格地说，“平米法”并不是对当时官田赋税畸重现象进行改革，仅仅是对田赋加耗做适当调整，对加耗的改革实际上是明中叶田赋制度改革的前奏。

——摘编自董郁奎《试论明中叶的财政危机与浙江的赋税制度改革》

材料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据殷商墟|、辞中记载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人丁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益枯竭，为了解决危机，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使身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节选自《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

6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隋文帝取消地方政府对州刺史和其他地方官员的任命权，而将这一权力交给吏部。然后，逐步采用其他措施以使集中的任命权有效地实施。措施之一为“回避法”，它规定州县官员不得在其原籍任职。此外，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年终考核，并根据评定的结果升降赏罚。为了维护新的官吏体制，又采用了几种对策。一是皇帝亲自巡视，文帝就花了很多时间考察地方官员的行政效率。另一个对策是他指派巡视州县政府的官员，使之充当隋帝“远布之耳目”。第三个对策是派专使调查某一特殊情况，然后上报。第四个是利用御史台，它拥有大权，不但能查访官员的公务，而且还了解他们的私生活，如有不良行为，即行弹劾。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国隋唐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文帝时官吏体制改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隋文帝时官吏体制改革的历史作用。

——《明神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