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起初，村社除了按比例分摊向国家缴纳赋税、监督农民完租纳税外，还负责国家和地主的徭役。改革后，村社有权对所掌握的共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但重分的周期被延长，有的一直没有重分过。村社在行政管理上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更加正规化，在农民与国家的天平上，出现了偏向国家的倾斜。村社还开展禁止酗酒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拨款兴建图书馆等。但是，农民在改革后，困境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在暴力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中，村社逐渐成为了农民天然的组织形式。村社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理想中维护专制制度的支柱，反倒成了农民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团体和武器。1906年斯托雷平进行改革，企图通过摧毁村社、培植富农，使富农成为农村决定性的经济力量，从而维持沙皇的专制统治，结果失败，更多的贫苦农民成为反对沙皇政府的力量。

——摘编自王文娟《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村社职能嬗变的分析》

材料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直接税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等级征税的制度被根除。对国库而言最有数果的直我应是企业活动,农民肩上的负有所战轻,但尚表办理全子线的光主农民被强行就范,赎金明显超过了人头税。间接税制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酒税收入又翻了一番,按收入量而言,关税仅次于酒税,19世纪下半期随着手续费和对外贸易的增加,关税在俄国税收中的作用急剧提高。总之,政府将征税重心放在间接税上成为税收跳跃式增长的基本原因。1861~1900年,俄国间接税收入增加了4.5倍19世纪末,俄国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85%。虽然欧洲其他大国预算收入也以间接税为主,但未像俄国间接税比例如此之高。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税制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