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美国，一战促进了一系列新型和平团体的建立和现代和平运动的兴起。包括法治主义、国际主义和自由和平主义团体在内的各种和平组织提出各种各样的和平计划，谋求通过重建国际和国内秩序来消除战争的根源，建立持久的和平局面。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敦促美国政府加入国联并在战后和平机制的构建中扮演领导角色，而且还直接发起19世纪20年代的裁军运动和使战争非法化运动。与19世纪欧洲通过均势维护国际安全的“消极和平”思想不同，一战后的美国和平团体把和平与改造不合理的国内和国际秩序联系起来。这种对“积极和平”的追求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并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

——摘编自王立新《“积极和平”：美国的和平运动与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

材料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该问题。但日本要求直接与中国谈判，抵制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美国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提出而影响其主要战略的实施。日本政府获知美国的态度后，提出“特定国间问题”，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中国政府在确知美国的态度后，不得不改变主意，原则上接受了美国会外讨论山东问题的主张。最后，在美国的设计下，对讨论山东问题作了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安排。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

——摘编自吴正俊《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