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仍被定位为列强的角逐场所但此时的中国外交已开始告别传统的“羁縻相安”、“以夷制夷”方略，转而谋求以国际法制衡列强的侵略。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中国的外交方略，从“赖美为助”、“倚仗各国”主持公道，转向依据国际法独自抗争维权，其结局“不仅是一起国际性事件，而且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先例”。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街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华盛顿会议并未从根本上废除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中国也没有获得真正平等的国际地位，但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第一次据理争回了部分权益，“无论从技术观点看，还是从国家威望看，我们从日方获得的已达最大限度”，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均势的外交方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的。

——摘编自金卫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材料   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务卿休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把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通过没有政治利益考量的、公正无私的法官来解决国家间的纠纷，而重组国际关系的首要工作是发展一套调解国家间纠纷的机制。共和党领导人把国际关系视为利益之争，认为一战的根源在于欧洲大国对原料和市场的争夺，如果各国在一个有序的国际关系框架内可以分享原料和市场，实现繁荣，战争就可以避免。而实现经济繁荣的途径是把美国门户开放原则国际化，促进主要工业国在获取原料和开发欠发达地区等方面实现合作。但是，军备竞赛加剧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可能导致一战那样的战争，而且大量资金用于军备而不是生产也会损害各国经济和世界贸易，增加各国的财政负担，不利于经济繁荣，从而削弱和平的基础。《凡尔赛条约》并没有给欧洲带来稳定与和平，欧洲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欧洲的经济复兴；二是欧洲的安全和稳定。没有欧洲经济的复兴，赔款和战债问题就无法解决，稳定与和平也就无从谈起；而安全问题不解决会带来欧洲局势不稳定，势必又会妨碍美国资本的流入和欧洲经济的复兴。欧洲经济的长期萧条还会影响美欧之间贸易，拖累美国经济，并可能带来欧洲各国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布尔什维主义向中欧和西欧传播。

——摘编自王立新《超越凡尔赛：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国际秩序思想及其对欧洲稳定与安全的追求（1921—1929）》

3 . 材料   一战爆发前,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独霸和排他性的，而美国则坚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不承认日本所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一战爆发后，日本趁列强忙于欧战的机会,攫取了德国的在华权益,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美国对日本疯狂的在华扩张行为早已不能容忍。一战结束后,美国势力重返东亚。1922 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在以美国为首的列强联合进攻面前,日本开始实行与列强保持一致的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改变了日美经济关系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此时的日本将魔爪伸向中国,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步步升级,不可调和的日美矛盾最终引发太平洋战争。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等,把日本牢牢地拴在了自己的战车上。

——摘编自武寅《两次世界大战与日美关系》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水艇曾大显神威。战后，一些国家都秘密地加速建造潜水艇。休斯在建议中提出，英、美可各拥有潜水艇的吨位为9万吨，日本可拥有5.4万吨。这些限额，实际上已高于当时三国潜水艇的吨位。英国对限制潜水艇的态度最积极。《五国条约》是现代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就局部裁军问题达成的唯一协议。英美同意在太平洋岛屿之防御设施维持现状。会后，按照条约的具体规定，缔约各国都拆除了一批正在建造和服役的主力舰，并在10年内相对缓和了主力舰的造舰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