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仍被定位为列强的角逐场所但此时的中国外交已开始告别传统的“羁縻相安”、“以夷制夷”方略，转而谋求以国际法制衡列强的侵略。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中国的外交方略，从“赖美为助”、“倚仗各国”主持公道，转向依据国际法独自抗争维权，其结局“不仅是一起国际性事件，而且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先例”。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街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华盛顿会议并未从根本上废除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中国也没有获得真正平等的国际地位，但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第一次据理争回了部分权益，“无论从技术观点看，还是从国家威望看，我们从日方获得的已达最大限度”，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均势的外交方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的。

——摘编自金卫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材料   对中国人来说，1922年到1925年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标榜给中国带来福音的华盛顿方案实际带来的根本不是稳定与和平，而是内乱和衰败。华盛顿体系在其建立伊始就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美国等列强否认中国的贫弱和动乱是西方侵略的结果，但中国民族主义者鲜明地提出中国苦难的根源即在于外来势力的压迫，所谓的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不过是"各帝国主义互竞的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只是一场骗局。拒绝美国提出的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道路，提出对不平等条约必须采取"革命性的"手段，进行"根本的解决"。中国民族主义者从华盛顿会议得出的一个重要"觉悟"是"现在世界任何国家，无容许弱小民族及国家申述不平之余地，中国国民欲希望解除种种束缚，惟有杀出一条血路，死中求生"；而对于国内政治，也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所谓"根本改造"就是打倒军阀，所谓"死中求生"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与美国的初衷相反，华盛顿方案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美国为它设计的道路，相反，在列宁理论和苏俄革命模式传入后"成为中国抛弃西方列强"，转向国民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摘编自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

材料   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务卿休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把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通过没有政治利益考量的、公正无私的法官来解决国家间的纠纷，而重组国际关系的首要工作是发展一套调解国家间纠纷的机制。共和党领导人把国际关系视为利益之争，认为一战的根源在于欧洲大国对原料和市场的争夺，如果各国在一个有序的国际关系框架内可以分享原料和市场，实现繁荣，战争就可以避免。而实现经济繁荣的途径是把美国门户开放原则国际化，促进主要工业国在获取原料和开发欠发达地区等方面实现合作。但是，军备竞赛加剧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可能导致一战那样的战争，而且大量资金用于军备而不是生产也会损害各国经济和世界贸易，增加各国的财政负担，不利于经济繁荣，从而削弱和平的基础。《凡尔赛条约》并没有给欧洲带来稳定与和平，欧洲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欧洲的经济复兴；二是欧洲的安全和稳定。没有欧洲经济的复兴，赔款和战债问题就无法解决，稳定与和平也就无从谈起；而安全问题不解决会带来欧洲局势不稳定，势必又会妨碍美国资本的流入和欧洲经济的复兴。欧洲经济的长期萧条还会影响美欧之间贸易，拖累美国经济，并可能带来欧洲各国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布尔什维主义向中欧和西欧传播。

——摘编自王立新《超越凡尔赛：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国际秩序思想及其对欧洲稳定与安全的追求（1921—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