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喜爱经典老剧，痴迷于回头看，构成了一道颇具意味的文化景观。从心理层面解读，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较快，不少人意欲摆脱压力、逃离现实，产生了浓郁的怀旧情结，对观众而言，经典老剧除了带来故事和文学上的双重享受，对提升审美有着一定帮助，还能勾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引起大众的文化共鸣。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新鲜感、满足感。弹幕中经常出现的“童年记忆”之类的评论，便或多或少体现了这种心态。

除了怀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受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认可与执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视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彼时，作品数量相对有限，剧本底子往往较好，拍摄过程中通常全神贯注、不计成本，在讲究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也在观赏性上做出了诸多努力。这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第一版“四大名著”影视剧的品质保障。这些作品，故事情节经得起推敲，能够体现幽微人性和生活温度，即便经过时间冲刷，也仍值得一品再品。这反映出经典老剧历久弥新的价值、强而有劲的穿透力。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影视文化消费逐渐从最初的稀缺匮乏走向富余过剩。影视作品的“流水线”“快餐化”生产随之而来，这种方式追逐的是快产快销，而难以有当年敢打敢拼、精益求精的精神。创作心态、社会文化土壤等因素，都对作品质量有着一定影响。一些作品为迎合点击率、播放量，创造更多利润，往往过度重视表面化的东西，不惜人为拉长集数、改变叙事节奏，而牺牲内在的思想性、逻辑性。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作品，自然难以传之后世、藏之名山，甚至可能成为糟粕，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在这种浮躁的氛围中，剧集质量整体下降，并因此被观众诟病。

而经典老剧之所以好看、耐看，具备成为流芳之作的可能性，恰恰在于慢工出细活。除此，还与影视文本的开放性有关。一部剧被再度阐释的可能性越大，成为经典的概率往往也就越大。不同年代的人们虽然共享了同一个版本，但进入方式、思考角度有所区别。年轻人热衷于通过弹幕的形式，对经典老剧进行重新解读，为作品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即时在线交流，形成智慧碰撞。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认为，作者在完成作品的一瞬与作品的关系便宣告结束，解读权回归读者手中。这个“作者之死”的观点，明确了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再生产机制。互联网文化为这种机制提供了新的土壤。依托互联网而形成的多元诠释，具备跨越代际、年龄、文化背景的能力，让经典影视作品得以跨越时光之海，形成“老树开新花”的景观，从而赋予经典影视作品新主旨、新意义。而从接受角度来看，当经典老剧有了新的流行化解读，受众心理也会经历“被重新调试”的过程，从而产生一种与重温经典不同的新鲜感。

（孔德淇《时代在变迁，经典老剧魅力犹存》）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