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是“愚”的表现。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就愈趋于简单化。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之间的特殊语言，即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是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

“特殊语言”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语言”常常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这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梗”是网络用语，最初含有“滑稽有趣”之意，后来它被当作某个特定圈子的专属用语，围绕它所产生的文化现象便是“梗”文化。“梗”语言则是“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梗”语言形式丰富，不仅有语言、文字，还有图像、动作等。作为“网络原住民”，青年群体通过缩略字词、谐音替换等方式，对现有词句进行再加工，创造出了大量的“梗”语言。具体表现为：文字图像化，如“表情包”；使用拼音缩略语，如“YYDS”表达称赞、惊叹；数字代替文字，如一连串“999999”字符寓意祝福对方天长地久；增设语义，如“呵呵”作为语气助词被赋予“冷笑”“嘲讽”的词义。可见“梗”文化承载了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反映了他们独具个性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

“梗”文化是线下社交向网络世界的延伸，它使圈层里的青年产生了广义上的情感共鸣。懂“梗”意味着心意相通，可以增进彼此的认同感。“梗”文化犹如一条坚固的文化纽带，为不同的圈层建立起无形的边界，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集合体，将在现实生活里毫无交集的个体联结起来，实现了青年在彰显个性和寻求共性间的平衡。

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情感表达的“便利感”，却没有提供思维外化和主观体验的“多维化”。年轻人沉溺在“梗”语言里，不断创造模板化、趋同化的语言符号，这无疑会助长思维的惰性，使他们丧失对优美文字的感知力。比如，面对壮丽的山河美景只会大喊“绝绝子”，经典古文诗句早已被抛之脑后；与人交往只剩下“jrm”（意为“家人们”），把真诚与坦荡隐藏在字母缩写背后。规范的语言文字逐渐被“梗”语言反噬，这会给汉语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笔者以为，由于“梗”文化具有天然的时代感，一味地抵制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在数字化生态环境下，需正视以“梗”语言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的影响力，在主流话语体系与“梗”语言的互动演化过程中，既要满足不同文化形式间的价值沟通需求，也要强化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推崇正能量的“梗”文化，比如“赶考”“上新”“中国制造yyds”等，要鼓励学生积极阅读，将“梗”语言的发展同社会的进步相结合，以传播网络语言的正能量。

（摘编自周子星《青年网络交往“梗”文化的特征及其引导》）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排、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摔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城市要有便利的设施、靓丽的外表，更要有寒冬里的庇护、黑夜中的光亮。“琴棋书画诗酒花”固然重要，“柴米油盐酱醋茶”本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特别是在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中，各地都在狠抓“六稳”“六保”落实，更不应让一些管理方面的顾虑拖累“保民生”的步伐。

成都前段时间就因有序放开“地摊经济”收获点赞。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发布新规，允许商户摆地排、临时占道经营。成都总府路每到晚上10点，各种美食开始“接管”街道，开启“夜宵”模式。饮食男女们一拨接一拨，试图在餐桌上把2020年被疫情占据的春天“吃回来”。两个月来，不仅保障了近8万人就业，更让餐饮业复工率达到98%。

事实上，国际范儿与烟火气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放眼全球，从泰国清迈的周末集市，到美国百老汇跳蚤市场，再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世界各地都有“地摊经济”。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不仅让本地居民直接受益，也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有些集市还成了世界著名的打卡“地标”。

当然，放开“地摊经济”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城市管理也不可缺位。成都去年就开始实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允许占道经营；同时也明确了安全前提，如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并规定了占道时间。这些细化的举措都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让每个人的小期盼与城市的大情怀交融，让微观的民愿汇入宏观的民生，才能让每个人在城市中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在人间烟火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摘编自《“地摊经济”让城市更有活力》）

材料二

地摊经济指通过摆地排获得生活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势，以前，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一直受城市有关行政部门严监管，因其常存在影响城市市容等问题。2020年，为适应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示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据有关新动态，目前全国各地区针对地摊经济已经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与规范。随着地摊经济有序发展，同时零售巨头纷纷加入，共同促进地摊经济的转型升级。电商巨头纷纷加入，先后推出了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6月2日京东发布了“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组织超500亿的货源，并提供数亿元进货补贴。新路通还联合京东数科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的无息赊购，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和百万家地摊。5月26日美团宣布启动“春风行动”百万小店计划，与地方政府联合推出消费券通过引流为小店增收，美团到店综合业务联合本地生活服务商家开展“安心消费月”计划，为复工复产小店提供流量扶持，美团联合金融机构提供了累计209个额度的优惠利率扶持贷款，外卖新开的用户还可获得一个月免息贷款。5月29日，阿里巴巴发地摊经济扶持计划，将在1688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并提供超过700亿元免息赊购。阿里1688将全部通过工程直供的“新批发”模式触达“摊主”。

（摘编自《京东苏宁美团等企业助力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材料三

当前“地摊经济”在一些地方热闹起来，这固然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旦脱离实际，一哄而起、盲目跟风，就会适得其反，“蚕食”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

城市治理也如同烹小鲜，必须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而言，精细化管理方是正道。目前，各大一线城市均未盲目跟风，也没有发布所谓“地摊地图”，一些城市更明确对乱摆摊说不。这是清醒的。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无论摆排设点还是社区环境，都关乎市民生活品质，关乎市民良好体验。无论扰民现象还是交通拥堵……看似不是大事，却都与民众生活休成相关。因此，城市治理须下足绣花针般的功夫。当城市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让城市的“主动脉”通畅、“毛细血管”发达，各个“器官组织”都能听“脑”指挥，这样的城市显然更宜居，更有舒适度。

“地摊经济”如果一哄而起，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就会功亏一篑。其利弊得失，须细加研判。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如何保民生保就业，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要在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方面加大力度。近日，北京市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年底，且每个月都有各类消费节，这是值得各地借鉴的。

梁思成先生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对待它，它会生病的。显然，惟有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之道，城市才能更健康。简单的一哄而起，必然导致一哄而散，这是需要避免的。

（摘编自《央视热评：“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刷短视频已经成为不少人钟情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少人一方面拒绝着短视频对时间的吞噬，一方面又无法控制自己在闲暇时刻打开熟悉的短视频App。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有人下载了某类手机应用程序，通过强制锁机的模式让自己放下手机，专注学习进行自我提升。有人直接将手机丢入“手机监狱”——一种带计时的如手机大小的盒子，防止自己对手机的沉迷。这都是借助外界手段摆脱手机对自己的控制，但取得的效果并没有那么显著，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让我们沉迷于短视频的深层原因。那么，为何我们会如此沉迷短视频呢？

App的精准推送只是将内容推送到手机程序中，我们完全可以拒绝浏览，但是恰恰相反，不少人抱着手机熬夜刷短视频。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放不下短视频呢？深层原因在于短视频给予我们即时满足的快感。短视频内容的轻松愉悦，对深度的放逐，对用户口味的迎合，使我们当即获得愉悦感。不需要“十年寒窗苦读”的漫长时间积累，也不需要如王羲之般苦练出一个墨池，只需要一个短视频的时间——长则几分钟，短则十几秒——就能使我们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这种“低投资、高回报”让我们放不下短视频。虽然，我们的生活需要轻松愉悦，但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显然是不可取的。总是能听到身边人或者网友对自己长时间刷短视频行为的自责：闲暇时间都在玩手机中度过，每次都很后悔，但是下次还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拒绝短视频的即时满足呢？

我们应该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为更长远的满足放弃当下的即时满足。闲暇之余，阅读一本书、学习一项技能，不仅时间长，过程还可能枯燥无聊；这远远不如放逐深度、迎合用户趣味的短视频对我们的吸引力大。但刷完短视频的我们除了哈哈大笑，还能收获什么呢？几乎没有。而阅读带给我们的是苏轼所言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作家三毛所说的“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这都需要时间的积累，是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是一种延迟满足，它带给我们的是进步、充实和成长。延迟满足的培养，让我们从心理到行动来拒绝短视频的即时满足，而不是借助外物强制拒绝。

我们还可以合理利用算法技术。既然算法技术能通过播放、点赞、关注获悉我们的喜好，然后精准推送，何不利用算法技术为我们推送更多优质实用的短视频呢？如有意识观看、点赞、关注实用类、学习类、传播正能量的短视频，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让短视频App推送更多优质视频，从而脱离算法技术的陷阱。

（摘编自王园园《如何正确对待短视频》，有删减）

材料二：

如今，短视频以其个性化、碎片化、高黏度的特点，成为网民广泛应用的视频媒体之一。下班路上“刷一刷”，等电梯时“抖一抖”，吃美食前“拍一拍”……各类短视频应用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大家记录生活和自我表达的一种新的媒体形式。

研究显示，人类存在“生动性偏好”，更易被视觉性显著的信息吸引。短视频因其较强的视觉感染力，很容易传播扩散。此外，传播参与者既有围观心态，也有自我表露诉求，而短视频能够实现双重满足。短小便捷的传播形态，适应信息消费场景的碎片化；垂直深耕、算法推荐，实现了精准对接用户需求。

据统计，2018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5.01亿人；2019年短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超过8.2亿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73亿人。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也应看到，短视频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种种乱象，短视频拍摄的花费问题日益凸显，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把公共场所当成取景地，公众成了“群众演员”，影响到公共秩序；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换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挑战。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一批优秀短视频创作者正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尽管审美风格不同，讲述方式各异，有的精致，有的粗放，有的安静，有的热闹，但都鲜活蓬勃，与社交媒体时代“负面内容更吸睛”不同，短视频时代更看重“记录美好生活”——点赞风雨中坚守岗位的交警，记录消防员逆行的“最美背影”，歌唱普通人的亲情与爱情……时代需要更多把中国故事讲得有意思、有意味、有意义的“拍客”，用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作品向世界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

（取材于牛梦笛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有强大的战略定力，越是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始终站稳脚跟。

(摘编自2022年7月7《人民日报》，蔡文成《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动画就深受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追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成功塑造了诸多影响至今的典型形象。作为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上映于1961年的《小蝌蚪找妈妈》真正做到让齐白石的“画”动了起来。该片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技法，创造出一群栩栩如生的小蝌蚪形象，在中国动画史上，为南齐画家谢赫所言的“气韵生动”留下最初的注脚。

中国传统美学历来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旨在说明形象表达的不只是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在意蕴。《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的民族风格表现为浓重、绚丽的格调。在山川、石头、草木等景物以及宫殿建筑的造型设计上，华美的视觉造型和活泼的内在情绪融为一体，个性鲜明的人物性格与华丽鲜艳的神奇景色相得益彰，传统绘画的形式美感和装饰美学意味有机融合，呈现出一个灿烂丰富的意象世界，于情景交融中揭示作品的内在意蕴。这些经典作品以丰富的审美意象，体现中国传统美学“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原则。以历史反观当下，走向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象，以崇高和优美涵养时代、涵养人，仍是中国动画高质量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在今天，动画电影的竞争力主要在于承载的价值观念。呈现与表达价值观念，是典型形象塑造的目的。近年来，一批国产动画电影赓续传统，从传统题材中寻找素材，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创造出贴合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表达方式。这既是创作者文化自信的表现，也受益于科技的进步。从上世纪的《哪吒闹海》到近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的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形象内涵也被赋予新价值、新理解和新呈现。

(摘编自2022年6月2日《人民日报》，饶曙光《中国动画：从塑造典型形象到创造经典作品》）

材料三：

近些年，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文化类节目以多种艺术形式的跨界演绎、跨圈层运作的文化策略，推动传统文化节目频频“出圈”，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类节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让文化符号生动起来。从形成热点的节目来看，跨界已成为创新节目形式、“活化”文化经典的重要方式。《中国考古大会》《舞千年》将舞蹈作为展现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有效表现手段。前者借由舞蹈复现古代人的生活图景，较好地平衡了节目的专业性与通俗性；后者以中国古典舞透视中华文明，发挥舞蹈长于抒情的特性，将舞蹈的表现性和影视艺术的叙事性有机结合起来，提升了节目的感染力。融入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并非简单地拼凑、组合，创作者要将它们有机地组织起来，使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和加强，由此满足观众多元审美需求，重新释放传统文化的魅力。

让叙事视角更加多元。相较于曾经流行的“讲坛式”解读，当下的文化类节目呈现出更多元的叙述视角，和更加差异化的“解码”方式。一些节目“解码”文化基因，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宝藏》通过“国宝”的“前世今生”激活沉淀千年的中国灿烂文明，讲述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故事，让历史的光芒照进现实。文化类节目在进入网络文艺的生产和传播场域后，也尝试以更具“网感”的表达方式阐释传播传统文化。然而，也有一些节目充斥着吐槽、调侃、玩“梗”、解构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深度和意蕴，使节目趣味有余、内涵不足。如何既能适应网络文化审美特征，又在创新表达方式中坚守传统文化根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让表达空间更加开阔。圈层化是网络时代的典型特征。当下部分创作者围绕圈层文化做文章，将其当作文化类节目创新表达形式、实现节目迭代的突破口。《舞千年》就是跨圈传播的产物。该节目追求的国风表达和审美旨趣与当下古风圈、汉服圈高度契合，以精准的圈层定位，成功吸引互联网年轻受众的注意。同时，节目也通过挖掘古风视觉符号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小众文化进行大众化转译，从而实现圈层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同频共振。跨圈层运作的关键还在于借助圈层粉丝赋能，提升节目的传播力。《舞千年》充分利用网络时代参与式文化的特征，通过设置互动活动号召不同文化身份的网友录制节目“反应视频”，以他们的二次创作打通圈层壁垒，激发更多年轻人关注中华传统文化。

总之，跨圈层运作是有效链接“Z世代”文化空间，实现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接合的一种尝试，它既能对小众文化、圈层文化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也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和传播路径。

(摘编自2022年7月3日《光明日报》，马立、周星《文化类节目：在跨界融合中赓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态度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馈赠了人类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成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库，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经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的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